热门:高培勇:中国税制改革方向要降间接税增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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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轮廓

高培勇，有名的财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科学院财经战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贸易经济系主任。 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体学习担任过三次发表人。 多次参加总理的《政府事业报告》起草小组。

代表性著作有《国债运行机制研究》、《现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等。

8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术研究院院长、著名财税学家高培勇就税制改革问题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

高培勇说，现在的税制改革不仅关系到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与税制的公共政策功能相结合的情况越来越多。

他认为下一个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降低间接税增直接税，具体办法是降低流转税，征收财税，提高所得税。 其中，征收房地产税是既定政策，需要全面推开。 遗产税和赠与税迟早要征税。

征收财税会提高个人税负吗？ 高培勇解释说，税负总量是既定的，如果不摊在财税上，就必须摊在所得税和流转税上。 没有财税，就是中国税制不是财产，或者很少把财产作为分配税负的基准，这就是问题。 有些人有很多财产，但现在不存在对个人财富征收的税种。

从去年考试的情况来看，“增值税改革”的实际减税效果大于预期效果，间接税的减少在直接税的扩大上留下空间，只有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才能通过税收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高培勇说，征收房地产税等不是为了增税，而是为了进行税收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的税制面向文明。

■会话动机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令人惊叹，读了它，不仅能看到经济的迅速发展，还能看到社会的结构和公平的正义程度。 今后五年，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决心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2008年，当时的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阐述了财税改革的意义。

税收和财政是平民俗称的使用政府费用和金钱的行为。 改革财税体制，“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关系到所有普通纳税人的切身利益。

30年经济快速增长后，目前经济快速发展放缓，经济转型迫在眉睫，相应的财税改革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李克强总理7月23日宣布，将致力于推进财税等“全身改革，迅速发展实体经济和结构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期待着全会可能发表的一些重大改革利益。 深化财税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新京报经济学家》栏选择了与普通人利益最密切的一些改革议题，旨在访问这个行业最权威的学者，以普通人的观点和利益为出发点，解析改革的内涵，探索改革空间，寻找利益的关注。

流转税的比重高会影响物价

新京报:我认为中国的税收结构不是平衡的结构，是畸形较轻的结构。 具体出现在哪里？

高培勇:从政府收入结构来看，在我国现行预算体制结构下，性质完全相同但管理规范程度大不相同的4种政府预算并行，包括通常收支预算、基金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现在只有通常的收支预算是规范的，其他三种不在规范体系之内。

按年预算数字计算，通常收支预算所占比例只有65%左右。 剩下的3种收支预算所占比例的数字合计，高35%左右。

这意味着现在的中国政府收支规模真的进入了“全口径”预算管理视野或者完全处于“全口径”控制下的比重，离当初设定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这是不平衡的状况。

新京报:如果只从税收收入的结构分解的话，“不平衡”会怎么样？

高培勇:从税收收入结构来看，畸形的轻微不平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出现在流转税和非流转税的比例中。 以年为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口径的统计，所有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70%以上，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金等非流转税的收入合计占不到30%。 如果把流转税看作间接税，非流转税看作直接税，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例是7:3。

第二个不平衡的方面体现在税收来源的结构上。 根据年的统计数据，来自各公司的税收占92.06%，来自居民的税收只占7.94%。 也就是说，在我国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公司的缴纳，但个人缴纳的税收只占8%左右。

新京报:这种畸形轻微税收收入的不平衡状态会对人民产生那些影响吗？

高培勇:首先，流转税比重低，流转税比重高，税收和物价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样高的比例，大规模的流转税收入集中在商品价格的渠道，转嫁到整个社会，税收和物价之间处于高度相关的状态。

另外，如果遇到通货膨胀压力大、物价上涨趋势明显的情况，税收和物价就有可能交替上升，给政府控制物价水平的努力带来不明确的因素。

我国流转税的份额在费用品价格中占比较大的一部分，因此同样的产品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存在价格差异。 这种差异表面上是价格差异，实际上是税收差异。

如果你去纽约买衬衫要花100美元。 交税是加5%的税，价格在105美元左右。 另一方面，我国增值税税率为17%，含税价格为117美元左右，这有差额。

只有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才能拉开贫富差距

新京报:我一直强调在调整收入分配时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为什么？

高培勇:现在只有征收个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才能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他税种不能调整。

新京报:依靠直接税改革调节贫富差距，必须注意什么问题？

高培勇:现在个人所得税是“上班族所得税”。

“上班族所得税”在20年前可以比较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因为20年前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上依靠工资收入。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第一收入差距已经不是上班族的收入差距，而是其他来源的收入差距。 实际上，根据我国税法，个人所得税包括股息、股息、财产租赁、个体经营收入等11个项目。 所以居民收入分配调整要深入到库存。

我们至今没有对个人财富征收的税种。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很富有，有很多财产，但我们没有把个人财产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是我国税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新京报:间接税和直接税达到什么比例是合理的？

高培勇: 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快速发展组织，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的两税基本均衡，间接税大致在45%左右，直接税大致在55%左右。 我国正在向平衡的方向调整，具体比例很难说，例如从70%下降到68%是好事，不是说必须减少到50%。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说只征收直接税，或者以直接税为主体，但从趋势上来说只是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增值税改革”减税效果超过预期

新京报:降低间接税增直接税的具体方法是？

高培勇:从扣除间接税来看，现在最大的动作是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从去年考试的情况来看，“增值税改革”的实际减税效果比预期效果大，上海预计减少120亿，实际减少250亿，因此“增值税改革”的预计减税规模的推算也在不断调整。

去年中期国家税务总局估计“增订”全国宣传后的减税为1000亿日元，今年8月1日估计的“增订”全国宣传后的减税规模为1200亿日元，这只是从8月1日到今年年底的5个月减税规模，“增订”全国宣传后一年的

另外，现在的“增值税改革”的领域范围是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不是全面的“增值税改革”，如果全领域扩大，预计减税规模将达到5000亿，这是一个很大的减税动作。 另外，增值税的现有税率有点高，在“增值税改革”的后续过程中，增值税税率会下降。

在稳定宏观税收负总量的情况下，减少间接税给直接税的增幅留下了空间。

征收房地产税是既定的方向

新京报:关于征收财税该怎么办？

高培勇:征收财税一定要注意的前提。 前提是间接税减少，征收财税的空间空出来。

财税分为三类，一类是特殊财税，二类是通常财税，三类是财产转让税。 现在列入程序的是特殊财税和财产转让税。 通常，财产税在我国是比较多、杂、综合的财产税，等于全部财产加在一起征税。 这现在在我国征税比较困难，需要花时间休假。

特殊财税中现在选择不动产作为征税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房产税。 此外，还在考虑根据需要征收遗产和赠与税。

未来假设“增值税改革”会带来5000亿的减税规模，间接税减少后，必须填补这个缺口。 我们保证宏观税负总量的稳定，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一般是个人税负分担结构的调整，即富裕阶层的多纳税。

老百姓通常认为这个调整是向他交税，其实不是这样的。 房地产税一定要征收，遗产和赠与税迟早也要征收。 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的税制面向文明，使税收的文明程度适应经济的迅速发展水平，两者之间达成一致。

新京报:房产税征税遇到很多争论，很多人担心征收房产税会增加自己的税收负担。

高培勇:征收房地产税是既定方向。 但是房地产税怎么设计都有扣除和扣除。

征税房地产税等不是为了增税，而是为了税收的结构性调整。

结构性调整的意思是，有人经常为此交税，有人很少为此交税，与普通人相比交税很少。 所得税增加的部分首先是向有钱人收取。

新京报:程序的设计以什么为征税标准？

高培勇:我想使用的标准还是选择人均住宅面积。

新京报:社会科学院年度报告建议人均住房超过40平方米的部分征收房产税。 这个方案受到了六成以上的网民的反对。

高培勇:没错。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城市居民整体住房水平的大幅提高。

当然执行的话可能40平方米确实很少，但我们可以适当地从50平方米增加到60平方米。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和设计的事件。

“我们至今没有对个人财富征收的税种。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很富有，有很多财产，但我们没有把个人财产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是我国税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房产税考试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

新京报:打破既得利益结构的阻力大吗？

高培勇:非常大。 因为有房间阶层的人的数量在增加。 特别是人们找不到新的投资渠道时，把大量的钱投资在房地产上，形成了这样的好处结构。 另外，有房间的人的话语权相对较大。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结构？ 其实有不同的构想也可以。 我们一直主张增量住房征税。 是现在上海考试的方案。 征税时没有纳税人，也没有征税对象。 新的交易产生后进入征税范围。

新京报:存量房的好处结构不碰吗？

高培勇: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改革，最重要的是让房产税在中国定居，像种树一样，先成活后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评价是所有的存款室都是增量室。 换个房间就成了增量室。 需要时间。

新京报:征收不动产税的抵抗大部分来自体制内的官员。 因为有不动产，有很强的话语权。 你这么认为吗？

高培勇:不要只盯着官员。 所有人都在这个范围内。

新京报:从重庆、上海两地的试行来看，抵抗主要来自哪里？

高培勇:从试验上看，应该说没有形成大的阻力。 因为试行都实行增量住房征税。 我把上海的考试方案，征税前挖个大洞，和这个洞里的人对房子征税，征税时说这个洞里什么都没有，以后这个洞里的人和房子会更多，但都是自愿跳进来的。 这会分解或减弱可能形成的阻力，使改革变得顺利。

新京报:很多人把房产税问题和房价过高的问题联系起来。

高培勇:现在在评估房产税考试时，也就是说税收征收减少了一点，房价下降了一点。 我们没有把征收房产税和房价联系在一起。 我们只是说税收走向文明，税收负担公平合理。

房价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关心的是大家都有房间。 房价的问题必须交给市场调整。 我们重要的是穷人和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新京报:房地产税如何加强税源管理？

高培勇:这是技术问题，我们的技术条件还不错。 全国的网络程度很高，认真做就行了。

新京报:全面征税房地产税能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吗？

高培勇:现在看起来不容易。

税收结构要向均衡方向调整。

新京报:你多年来一直强调税收负担的分配是公平合理的。 为什么？

高培勇:税收负担分配公平合理的关系税收文明问题。 税收的文明程度对应着一定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水平。 人类对税收文明的追求是税收负担的分配必须公平合理。

新京报:如何理解税收文明？

高培勇:税收文明主要体现在税制结构上。 税制结构在处理什么问题呢？ 处理税收负担分配的标准问题，即以什么标准分配税收负担。

例如，假设5个个体构成一个小社会，这5个个体必须共同承担50元的税收钱，这50元的费用负担应该如何分配？

第一种分配方法是平均分配，每体10元，这种分配方法不文明，接近野蛮的分配方法。 人类最初的税制就是这样的，被称为“人头税”，没有考虑个人的收入差距和受益度。 这个税制被称为简单原始的直接税阶段，这是最初的税制阶段。

第二种税制阶段是间接税阶段，比第一阶段文明好一点。 间接税的阶段不是简单的原始平均摊位，而是根据费用承担税收。 比如五个人都喝水的话，就把50元的税收负担扩展到水价，谁买水谁交税，不买就不用交税，多买税金。

我国现在基本处于第二阶段，以流转税为主体，即根据支出情况承担税收，税收包含在商品的价格中，买东西就交税。

第三种税制阶段有两种分配方法。

一个是按照个人收入的比例分配，比如5个个体负担50元，收入高的话可以挖出20元，其他4个个体按比例分担剩下的30元。 收入高的负担多是税负，低的负担少是税负。

其二是按财产比例分担税负，比如按房子的价值分担税负。 这是发达的直接税阶段，发达的直接税显然更合理。

在现实生活中，实行的不是单一税制，而是复合税制，即税收负担分配基准的多样性，可以按费用分配，也可以按收入分配，也可以按财产分配。 所以税收有三个系统。 流动征税，所得税，财产征税。

在中国的现状下，大部分是流动征税，所得税和财产征税的比例很低，几乎没有财产征税。 所以，我们的税收结构必须向均衡的方向调整。

新京报:税收文明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程度有什么关联？

高培勇:在整体经济快速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税收分担是比较简单的原始的。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商品交易才有间接税。 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财富积累在一定的阶段，当然转向以所得和财产征税为主。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均衡阶段，你对此怎么看？

高培勇:我不这么认为。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水平有一些衡量指标。 第一个是gdp指标，中国gdp总量目前排名世界第二。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财富的总量，即中国人财产的总和，这个指标在今后两三年内会达到世界第二位。

然后追溯人类税制结构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当许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平时，其税收文明程度已经高于我们现阶段。 以个人财税为例，现在国际上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征收财税。

新京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高培勇:这与我国的社会制度有关。 以前，老百姓几乎没有财产，不仅住房改变后有了房子，加上近十几年经济的飞跃进步，人们的个人财富越来越多。

新京报:我觉得稍微扩大一下直接税，个人税金的负面就会变高。

高培勇:这是个误会。 成千上万的人不要理解财税税负高，没有财税税负就低。 因为税的负总量是规定的，所以政府一年要花10兆美元，税的负是10兆美元。 这些钱必须摊在财税上就摊在所得税上，不摊在所得税上就摊在流转税上。 没有财产税意味着我们没有把财产或财产作为分配税负的基准。

增税负透明:中国可以考虑价格税列

新京报:减少间接税，公司税也减少。 增加直接税也增加居民税吗？

高培勇:是的，我们说的是两个方向，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减少公司税增加居民税。 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 公司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扣除增值税等间接税实际上是减轻公司税金的负面。

新京报:增加直接税的老百姓心情还很清楚，但减少间接税的心情不那么直观。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高培勇:一个是直接税，一个是间接税。 但是，直接税的感觉更清楚。 另外，我担心间接税不会下降，直接税会上涨。 这就是问题。

将来，我们主张进行间接税的透明化，如手机5000元，实际上价格加利润3000元，含税1000元多，销售时是税价列，各部分是实际价格，哪个部分是税的改革。 这是使中国税收透明的一种形式。

新京报:扣除间接税的过程中物价会下降吗？

高培勇:减税过程中物价应该会下降。

新京报:从现在的社会环境来看，老百姓一听到增税反对的声音就非常大，税制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抵抗吗？

高培勇:是的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普通人对税金的理解度依然很低。 大家好像都知道税金，但实际上不擅长税金，官员和社会高层人物也不太知道税金，这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关。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推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的平民没有个人纳税，税金是由公司支付的。 所以经过长期的熏陶，老百姓认为税收与自己无关，现在突然增加税收，感觉有点受不了。

另外，因为长期觉得税收与自己无关，所以也不知道税制整体的框架是怎么样的。 例如，在税负总量被锁定的情况下，税制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发生了不同人群承担的税负变化，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只是觉得对我征税了，我需要多交税。 其实我不知道是“拥抱着沉”，还是直接把税负摊在个人身上，还是卖货的时候涨价，其实是从你口袋里掏钱。

例如，年山东济南的政协委员在提案中说馒头税的税率达到了17%，结果引起了对馒头税的争论，但实际上不仅有馒头税，还有矿泉水税，如果是费用品，就有税金。 所以让人们理解税金需要过程。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结构？ 事实上，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主张增量住房征税。 是现在上海考试的方案。 征税时没有纳税人，也没有征税对象。 新的交易产生后进入征税范围。

□新京报记者李蕾杨万国实习生安百隆北京报道

b06-b07版摄影新京报记者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