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理想主义: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

本篇文章5989字，读完约15分钟

21世纪初，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特写了《历史体制:现在主义和时间的经验》一书，提出了相当模糊抽象的看法。 作者认为，法国革命标志着“现代历史体制”的确立，其根本标志是坚信历史必然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法国革命200年后，这个现代体制已经耗尽了其能源，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对乌托邦式的进步历史观失去了信心和趣味性，人们更加专注于碎片化和日常话题，这是“目前

在阿尔托加出版了《历史体制》一书，长期研究知识分子史的法国学者米歇尔·维诺克发表了800页巨着，可以直译为“自由之声:十九世纪介入(公共生活)的文人”( lesvoixdelaliberté:lesé) 比诺克在他的着作序言中说:“人们现在称为后现代的东西掩盖了集体期待的制度、启蒙思想家的遗产、救世主降临学说的乌托邦……确实，十九世纪充满了这一切。” 在书的最后，作者再次强调了现在和十九世纪的距离。 “我们现在喜欢嘲笑崇高，视自由为理所当然，有时讽刺十九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哪个夸夸其谈与现在的审美主义理论不协调”，今天有人提到乌托邦的理想和进步主义的概念，也有人说“只是那些天真

《自由之声: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法]米歇尔·维诺克、吕一民、沈衡、顾杭译。

比诺克的评价充分展示了今天的“现主义”和憧憬19世纪美好未来的“宏大叙事”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由作为“理所当然”的制度确立后，其当初的热情、无数仁人志士所创造的奋斗和牺牲，在现在的环境中得以理解。 但是这位作者表示“相信以自由为基础的个人和集体终将到来”，并没有掩饰对书中各个角色的尊敬之情。 但是，这种热情并未使作者失去作为史学家所必需的客观性。 因为他要向自己的网民表明，他的书不是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历史的圣人传说，而是要揭示勾结时代的紧张、矛盾和绝望。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19世纪自由战士留下的遗产并不容易。

在目前的法国学术界，米歇尔·维诺克无疑是解决这个主题素材的最佳人选之一。 关于他在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成果，该著的主要译者吕一民教授已经在翻译序言中介绍，并简要评价了作品的第一特色。 笔者的第一个研究行业不是19世纪法国史，但十几年前这本著中文版上市的时候，读过一次，其文案的丰富性、主题素材的广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读了这次的新版，又有了新的收获，觉得有些创意可以和网民分享。

《自由的声音》:这个标题似乎很含蓄。 这本著作是一部重要的观念历史。 但是，这本书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史著作，呈现了19世纪文人“介入”公共生活的方法和形态，也为书中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生活和感情增添了许多笔墨。 从时间上看，温诺克所指的19世纪，也不是编年意义上的19世纪。 从拿破仑的百日王朝开始，终于在1885年雨果去世，共和国稳定下来的时候。 中译本的副标题是“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可以说相当贴切。 可以说，整个19世纪关于自由的讨论是受大革命遗产的影响，在拿破仑对自由15年的压迫之后展开的。

网民读了这部着作后，发现法国历史上这70年来的重大政治事件、文化和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学上的主要人物，甚至他们的主要论坛，都被维诺克置于十分广阔、纷繁多样的互联网之中。 像基佐、米其拉、普鲁顿、雨果这样的人物，网民会在不同的场景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分章叙述重要人物、作品、思想主题的基础上，作者善于将他们聚集在1815年的百日王朝、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0-1871年的“凶年”中，就是这样一个集体出镜的场景。 正因为有这样具体的临场感，19世纪知识分子对自由理想的追求成为了错综复杂的画卷。

“如果你的人物不谈政治，你就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 司汤达(即书中的“法国领事”亨利·贝尔)的《红与黑》中有一句有名的台词。 维诺克把“介入”政治作为安排他的评选角色和篇章的标准，确定不是这些角色的文学成果。 因为这位大作家巴尔扎克所占篇幅远远少于蒲鲁东等人。 但是，维诺克还指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介入”，与18世纪和20世纪都不同，他笔下的角色不是18世纪沙龙讨论的“哲人”，而是走上街头站在议会讲坛的政治行动者，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程度比20世纪要高 作者认为，让这些文人参与政治并非出于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内在的声音和服务意愿——但是，这种内在的热情却让后世嘲笑这个时代是“愚蠢的19世纪”。 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为政治和公共事务而兴奋时，我们可能对这个愚蠢时代任何不完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热情表示敬意——真的是这样。 威诺克应该高兴。

温诺克将19世纪的自由主题置于一系列的政治和思想纠葛之中，笔者想在这里就两个主题谈谈阅读体验:这就是革命和宗教。 在今天的法国，这两个主题的兴趣比以前大了，但在19世纪，它们是各种政治纠葛和冲突的核心，自由这个话题也应该置于这样的语境中。

旧制度的记忆、大革命的遗产(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并不是十九世纪全部参与政治的法国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然，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角度可能都很独特，但维诺克详细阐述了各色人物，很好地展示了当时法国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庞杂性，不让思想史记述中常见的僵硬分类。 例如，同样是保皇派，同样经历了大革命的老贵族，影子布里昂与博纳和迈斯特不完全一致。 因为他认识到大革命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回到过去。 自由作为积极的价值，必须与正统君主制和谐相处。 这种和谐意识与博纳、迈斯特等反动派不同，与冈斯等自由主义者不同。 在前者的人那里，自由只是一个陷阱，解决大革命遗产的唯一可能方法就是回到以前的“王座和祭坛的同盟”。 新教出身的贡斯和旧制度关系不大。

法国革命开启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但这种憧憬也孕育了加速美好未来到来的革命意志。 现代大革命史的专家弗朗索瓦·莫比尔( fran？ ois furet )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法国革命遗留下来的课题之一是如何结束革命，如何最终确立革命中诞生的制度。 书中基佐的例子展示了“未来主义”的历史观给深入介入政治生活的作家带来的困境。 基索在复活王朝的学术生涯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在内的许多人。 他相信代议制和自由主义政府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通过历史的著述论证了这场为现代秩序而建立的法国大革命是13世纪以来法国历史迅速发展的必然结局。 在当时的情况下，基佐的学术演讲和创作是直接的政治行动。 但是，那时的基佐还在期待着未来，如果认为大革命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在七月王朝时代成为当权派之后，就没有很好地理解现代革命动力学。 他认为1830年革命可以结束大革命。 就像英国光荣的革命最终会给英国带来稳定的自由宪政一样。 正如维诺克所说，1848年革命前的基佐无视工业社会诞生及其培育的种种弊端，也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的希望和乌托邦的意义。 在新的局面下，自由、平等的口号很快就把对现实的不满变成了新的革命运动，基佐结束革命的体制也消失了。

1830年革命后的吉佐曾经看到过自己理想的实现，但在温诺克的书中，似乎很少有文人有过这样志同道合的经历。 两种人看起来很特别:一种是新社会的先知，另一种是旧秩序的留恋者。 他们对现状不满，热心地想用自己的理论和言论来改造现状。 前一类人，从卢、圣勃马到孔德，都和圣西门有关。 威诺克用《环球报》的变迁透视了时代思潮的更替: 1831年，这家带有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光环的报纸转向了圣西门主义，现代工业社会的组织和秩序问题成为许多文人思考的中心。 这些面向未来的先知们，不仅喜欢编织宏伟的学说，而且还有建设新社会的大胆实验，如在德克萨斯建立连续神经元的乌托邦计划，以及戈丹的“家庭餐厅”实验工厂等。 这样的想法和实践，也许比任何榜样都更能表现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 但是，维诺克还指出了这种未来计划中的问题，如傅立叶思想潜在的反犹太倾向、孔德对女性的歧视，特别是圣西门案的权威主义等。 圣西门的信徒们认为进步不是自由的果实，而是组织化的结果。 因此，以圣西门主义为灵感的社会运动对自由主义形成了新的来自左翼的挑战。

旧制度的不成熟者从一个方面自由地构成了威胁。 这些人特别不能容忍启蒙和大革命提倡的自由检查精神( l’éspritd’examen )，他们把思想自由视为导致社会失范的祸根。 在这些博纳尔和迈斯特的弟子中，有一个很大的名字叫巴尔扎克。 自由对他来说不意味着个人解放，只有利益是图者的神话，会带来丑陋的社会后果。 但荒谬的是，这位作家一边诉说着金钱的罪孽，一边屈从于金钱的统治，一生都在毫无顾忌地追求财富。 他梦想着用天主教和家长制的权威来治理社会，但自己一生都在追求女性，完全没有基督徒的罪恶感。 正是因为在商界和风月场中的投入和挫折，使得巴尔扎克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达到了三点，马克思·雨果才可能认为他是“强大的革命作家”——“无论他是否愿意”。 在这个例子中，维诺克很好地融合了个人生活和思想史。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身上，宗教问题也折射出了19世纪法国的矛盾、纠葛以及大革命在这个行业引发的棘手遗产。 巴尔扎克主张恢复天主教的精神权威，把宗教改革视为法国一切不幸的开始，加尔文是自由、选举和个人主义的源头。 这个观念经由“基督斗士”路易斯·法约传播到20世纪的查理·莫拉莱斯等人那里。 与反自由的天主教教派对立的是埃德加·肯尼的独特见解。 葱痛感大革命后法国自由主义力量的脆弱性，试图从历史上理解现在的困境。 基内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对自由政府的建立来说，没有宗教革命的政治革命一定什么也做不了。 与英国、荷兰、美国这样革命后成功建立自由秩序的国家相比，法国革命最大的缺陷是革命前和革命期间没有成功的宗教革命，没有彻底破坏天主教的统治。 天主教教皇绝对主义和教阶制度，绝对君主制和思想独裁有秘密，但密切相关。 葱把这个看法贯穿了他对革命恐怖的解释。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雅各宾的恐惧是由当时的战争环境引起的，但吉尼斯强调恐怖主义是法国历史的延续。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和君主制的专横统治将法国分裂为审判者和嫌疑人两部分。 雅各宾的体制再现了16世纪的宗教屠杀和17世纪的龙骑兵迫害。

在当今高度世俗化的法国社会，这种宗教争论可能很少受到关注。 但在19世纪，许多重要议题都与宗教有关。 葱的论点包括法国共和主义的一大课题:如何让大多数受天主教影响、易受君主主义诱惑的法国人接受自由和共和国的理念。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9世纪法国的共和主义经常带有反教权主义色彩，为什么教会的教育权利问题经常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也是维诺克在书中经常提到的问题。 美孚表示，法国大革命持续的不是10年，而是100年。 因为直到第三共和国初期，自由与共和制最终在法国扎根。 共和派在教育界战胜了天主教。 法国版的文化斗争( kulturkampf )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维诺克选择了雨果在1885年去世成为全书的终点，这与美孚的见解相吻合。 直到第三共和国，大革命的自由才真正开始在制度中实行。

内论点的另一个问题同样是勾结19世纪，那就是如何理解大革命，特别是恐怖带来的难题。 在维诺克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知识分子试图区分1789年的精神和恐怖主义，除非他有完全的反革命的角度。 例如，法国浪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米其拉。 但是，路易·勃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认为雅各宾的革命专政是必要的，并赞扬罗伯特·皮尔。 与今天的情况不同，这样的分歧不仅涉及学术争论，还涉及法国未来的方向。 第三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朱尔斯·费里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国必须多次重复大革命的自由，摒弃旧制度的阴魂，不要滑向激进的社会革命——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总是呼唤罗伯特·皮尔和圣玛丽斯特。 维诺克的记述向网民暗示了第三共和国的“机会主义”是维持自由体制的必要战略。

幸共和国在文人中发现了无与伦比的象征——维克多·雨果。 书中描绘了雨果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段，这些片段因其时代背景而具有独特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意义。 出身于雨果帝国将军家庭，年轻时是保王派，这与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政治走向很吻合。 但是，1830年雨果的剧作《伊纳尼》上演引起关注，正是因为表现出了浪漫主义的转向，才开始拥抱自由。 在1848年革命期间，雨果成为共和国议员，在反抗和谴责拿破仑政变的漫长政治流亡期间，他创作了人道主义丰碑之作“悲惨世界”。 “凶年”期间，雨果谴责了公社起义者的暴行，但公社失败后呼吁大赦起义者。 可以说维诺克把雨果的葬礼作为全书的结尾，有很深的意义。 雨果的不朽不仅在于他的作品，也在于他作品的政治意义，还在于他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虽然对雨果弱者和穷人抱有同情，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 据说他是共和国箴言自由、平等、特别是博爱的杰出解释者和实践者，回避了极端革命家的暴力和权威主义的嫌疑。 这位伟大的作家比任何人都成为共和国精神的象征。

比诺克还给了蒲鲁东很大的篇幅。 乍一看，这有点意外。 但读了之后，我发现蒲鲁东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 人们还记得他惊人的命题。 “财产是盗窃。 但是，与路易·勃朗等人不同，他反对用革命手段自上而下地约束私有制和资本扩张，认为这将导致独裁权力。 他有一点反宗教的言论(“神是恶的”)，但他也指责勒庞的《耶稣传》“不理解耶稣的使命”，相信未来的社会应该有新的“信条”。 他赞扬自下而上的自治团体体制，既能保障社会团结，又能不集权和独断独行。 他反对欧洲火热的民族自治运动，认为随着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散、人口的交流，民族会越来越消失——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主义的愿景至今仍备受期待。 但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说明，蒲鲁东对革命的见解和担忧不无道理，他关于劳动解放的思想也启发了后来的法国工人运动和自治( autogestion )实践。 现代学者在探讨近代法国革命频发这一病灶的形成机制时，认为革命狂热植根于革命者的执念，他们始终相信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可以改造社会，自由和解放可以通过政治强制实现。 但是，我们已经在蒲鲁东对路易·勃朗的批评中看到了同样的反思。

着名学者皮埃尔·诺拉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现在的法国人不太了解100年前自己同胞的精神状态，不认为前辈负有“债务”。 当今这个基本集中于日常事务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当然很难与19世纪任何一大主题——人类的自由、解放、乌托邦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是“现在主义”、19世纪的“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隔阂。 从这个意义上说，维诺克邀请追溯到19世纪，对法国网民来说，他可以在书中发现19世纪思想的丰富性，重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性。 对中国网民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应该越来越多。 因为即使在今天，自由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