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之火燎了城镇化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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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度“3.21”火灾事件暴露了中国农村土地征用的矛盾，一人放火三人放火。究其原因，是征地过程中的利益过大，利益界限模糊。从已经发生的案例来看，强硬的一方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例如，在引发这一事件的“项目”中，土地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但只有800万元被补偿给农民。当正义和法律不得不让位于各种强硬手段时，矛盾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城市化一直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红利来源。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正式发布，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城市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土地征用，城市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通过法律手段科学合理地分配征地过程中的利益，通过明确的利益分配来减少和解决征地过程中的矛盾，让农民欢迎而不是反对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障碍。征地矛盾中存在诸多因素: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占用征地利益，侵害农民权益；也有一些农民认为征地是他们一生中发财的唯一机会；还有开发商的成本问题和追求超额利润的问题；以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因农民拆迁和“致富”造成的心理失衡。仅仅强调任何一方的责任或利益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获得的平均征地补偿不到土地价格的10%。因此，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更多的人认为在同一个地方应该是同样的价格，政府把所有的土地销售收入都给农民是合理的。事实上，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个论点的不合理性。首先，土地价值不是由农民创造的。一个地方的地价与其地理位置、当地的商业环境和配套设施有很高的相关性，而这些软硬件投资大部分是由政府进行的。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土地增值的利益应该由政府获得。第二，土地价值的差异造成了贫富之间的严重差距。在全国的不同地方，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方，甚至在两个相邻的地块上，土地价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当每个人都种庄稼时，差距就不那么明显了。然而，当土地被征用时，在北京被征用的农民可能得到1000多万元的补偿，而邻近地块的村民由于没有被占用而无法获得任何土地收益。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巨大的利益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农民的出生地和村官分配土地的权力是这些利益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第三，富农理财无方，很快就会变成穷人。因为征地补偿很容易获得，一些农民拿着补偿赌博，找情妇，花很多钱，很快就挥霍掉一个空.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就业技能，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无地穷人，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心理上的攀比加剧了获得土地的难度。土地升值和升值预期使得农民对补偿的期望大大增加，这使得征地更加困难，征地引发的群体性和暴力性事件也有增加的趋势。
由于农民在征地过程中获得了过多的利益，在一些富裕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逆城市化:一些人显然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甚至有高收入，在城市定居没有任何障碍，但他们应该保留农村户口，以便在农村拥有自己的家园和承包地，这样他们在征地时就可以获得巨额补偿。这种现象的普遍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障碍。
对中国农民来说，城市化有两个方面:获得城市户口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增加；失去土地是利益的减少。农民是最实际的群体，只有当利大于弊时，他们对城市化的渴望才会足够强烈。
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令政府尴尬的是巨大的城市化成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算，农民市民化的人均成本为13.1万元，中国城市化的公共成本几乎超过50万亿元。这一成本本身包括政府在住房、养老金、医疗和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事实上，如果征地补偿全部作为“国家城市化基金”来解决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方案。城乡差距是导致中国二元社会的最根本问题。所谓的“人的城市化”，应该把解决农民进城“同城同福利”作为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可以利用“国家城市化基金”使城市中的农民拥有当地的平均住房水平、各种社会和医疗保险、相应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目前，国家启动了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向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大规模城市化应该是中国农民的福音，也是消除城乡二元化、促进城乡公平的重大历史机遇。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有必要解决更广泛的公平问题，而不是创造富裕群体和新的不公平。在同一个国家，城市居民不拥有土地收入，所以当农民可以享受与公民同样的福利和机会时，他们就不应该再期望保留多余的土地收入。一个好的征地补偿制度应该让农民积极支持城市化，而不是反对城市化。

据了解，2013年全年，金豪股份实现营业收入447.9亿元，同比增长31.5%；主营业务利润总额为98.4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