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绿色GDP 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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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使我成为一个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但是在环境保护上，我不想当先知，因为问题太严重了。

潘岳说，在和平时期，我们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和环境生态。经济形势一天天变化，社会形态年年变化，环境和生态十年变化，但它们的实质性影响恰恰相反。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社会危机需要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才能平息；一旦环境危机发生，它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国家灾难。

潘岳认为，就能源而言，煤仍然是我们目前的主要能源。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我们继续无限制地发展火力发电，到2020年，由于煤炭污染导致的疾病，我们将损失13%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中国只有两个能源出路，一个是新能源，另一个是循环经济。目前，新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的22%，但新能源仅占中国能源消耗的3%。如果发达国家提前完成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过渡，我们多年来以极高的环境成本取得的经济成就可能会成为笑话。因此，我们应该少搞浪费资金和劳动力的项目，少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项目，为发展新能源、发展循环经济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活动节约资金。即使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但由于无法承受的环境和能源，它们将很快失去发展潜力，并受到发达国家各种规则的压制。

潘岳说，毫无疑问，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变成了灰色的中国，充满了致命的工业污染和化学污染。20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工业化的希望，21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绿色中国的希望。

今天，很少有人怀疑我们建设工业中国的能力，但任忠要把灰色中国变成绿色中国，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不是绿色中国，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厂，不可能是发达国家。

事实上，建设绿色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缺乏信心、知识和共识。最关键的问题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由双重目标造成的，即工业发展利益和绿色中国利益。为什么10年来投入数百亿元治理淮河，却变成了一条更脏更臭的淮河？庐山自然保护区为什么建了很多别墅？为什么封山育林条件下水土流失较多？为什么环保不能控制工业污水？兴趣就是兴趣。

潘岳的分析指出，从表面上看，似乎所有破坏环境的人都是具体的企业和公司，以及一心想要致富的农村人和城市人。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机构和个人不遵守法律。第一个原因是政府执法不严，惩罚力度不够。换句话说，个人遵守法律是因为其他人都遵守法律，或者其他人因违法而受到严厉惩罚。因此，人们违法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执法不严，处罚不重。许多人不遵守法律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和政府官员不执行法律。如果政府违反了自己的法律，市民又怎能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呢？例如，如果公务员可以在政府自己指定的自然保护区建造私人别墅，为什么我不能砍树盖房子？因此，制造业的工业化发展可以给人们带来眼前的财富。然而，将绿色中国变成灰色中国的责任不在于人民，而在于各级政府。如果政府严格依法办事，人民就会尊重政府，政府的话就会奏效，环境就会得到保护。

潘岳承认，与环境治理相比，政府显然更重视经济发展，许多领导干部都坚信经济增长可以自动保证政治稳定。潘岳指出，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经济发展越快，一旦改革跟不上步伐，政治就很容易陷入危机。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将会爆发。如果民主和法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不同的群众组织就不能平衡自己的利益分配，社会冲突就不可避免。在潘岳看来，尽管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经济实力解决环境和原材料危机。因为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0-10000美元相比，中国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实在微不足道。

潘岳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对官员实施环境评估。政府官员绩效评价指标是各级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挥棒”。潘岳说，“政治成就”是各级官员最看重的，也是最重要的升迁资本。科学全面的官员评价指标可以引导政府管理者尊重自然规律，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