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话语权的定义,什么是公众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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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年前，国内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对公共史学一无所知。 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年，国内学术杂志发表的关于《公共史学》或《公共史学》的复印件约不超过10篇，年内，该主题的复印件至少有112篇。 并且，从2007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在国内举办公共史学学术研讨会和教师培训班，公共史学课程进入大学教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仅用一年时间就成为了聚焦公共史学研究的学术编辑——浙江大学的《公共史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公共史学》， 这样的“公众史学热潮”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现代公共史学，即公共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研究行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过去近半个世纪，公众史学的迅速发展大致遵循了两种模式。

一美国模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界出现了所谓的职业危机。 也就是说，以前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大学谋职的机会，离开了学术界，给美国大学特别是州立大学的历史高等教育资源带来了巨大的浪费。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罗伯特·凯利( robert kelley )和卫斯理·约翰逊( wesley johnson )的历史学教授试图扩大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1976年成为公共史学研究生院普 该项目的课程包括以前传授历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专业研讨课程，要求学生比较政府机构、企业、公司、社区等行业进行“任务导向型”的研究。 此外，学生还需要进行3~6个月的带薪实习，培养公众史学者所需的创新进取、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等一系列基本素质。 参加这个实验项目的9名学生毕业后顺利进入相关行业工作。 公共史学也纳入了美国史学界的讨论范畴。

但是，历史学家在学院外工作得比20世纪70年代的职业危机早得多。 1916年在美国农业部设立了历史办事处。 20世纪30年代，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在工作进度管理局( 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工作，调查全国的历史文献，撰写当地和本州的历史。 1933年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了美国国家公园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的历史遗迹解释保护工作。 1934年，美国国家档案局( national archives )成立，1936年美国档案学家协会(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ivists )成立。 到20世纪70年代，档案学不仅在美国成熟、日益扩大的国家和地区的职业互联网，而且确立了相关的职业标准。 二战中，许多历史学家成为战术决策部门的智囊团解体师，将口述历史技能用于战争记录和解体。 关于历史保护，美国历史保护信托基金( National trust Forhist oric Preservation )成立于1949年，1966年通过了联邦历史保护法( national preservation act )。

早在20世纪20年代，詹姆斯·哈比·罗宾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 )等“新史学”家们的作品中就已经揭示了公众史学的理念，他们试图准确地解释历史的有用性。 这种观念也反映在卡尔·贝克的主张中。 也就是说，“所有普通人都有能力，都知道和利用历史”。 而在他后续的注意力中，如果学者不根据社会的需要调整渊博的知识，他们只会培养无聊的专业优越感。 因为如果历史存在于没有人阅览的书里，那就是现实世界。 在早期社会史学家露西·梅纳德·萨蒙( lucy maynard salmon )的作品中，她表示，通过创作和教育，从大部分普通事物中也能挖掘出许多有兴趣、有意义的过去和现在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史学( new social history )迅速发展，这与挑战美国权威和正统秩序的一系列运动密切相关。 史学开始提倡更全面的历史解释，主张将女权主义历史、少数族裔史、非裔美国史、新文化史等纳入史学研究，史学研究逐渐自上而下，回归公共行业。 一方面公开拒绝曲高和寡居的学院派历史，另一方面对现实和自身相关的历史充满了极大的热情。 这似乎迎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人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与卡尔·贝克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正好相反。 “人民经常用自己的历史观解释过去、现实、未来。 因此，普通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是挖掘这种潜在的历史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在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样，历史学家和公众就可以携手参与历史写作，从不同的维度重新定义历史话语权。 ”。

在这种背景下，公众史学的兴起其实是学院派史学与主张“让历史回归公众”的史学理念分歧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以顾客为主导的实践性历史研究一时难以被历史学所接受。 美国史学界权威期刊《美国历史研究》(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中几乎没有相关的文案发表。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卫·泰伦才陆续开始收录历史学家在博物馆、纪录片、政策研究、历史保护等行业的研究成果。 公众史学对社会的期待是“让公众参与历史构建”，也为社会提供了“更激进的预示”，但其多元性、开放性、史学的严谨与公正如同圆枘，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领域，公众史学从一开始就质疑和批判。 “如果忽视或掩盖历史研究的相关公司过去犯下的错误，这样的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 从长远来看，顾客和以任务为导向的史学研究最终会使公众史学家屈服于权力。 ”。 而且，公众史学的起源与处理职业危机有关，实用主义的根源常常被夸大或曲解，公众史学既然是应对现实问题的权宜之策，就很难成为专门的学科。 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核心命题、研究做法等，“应用”以前只是历史理论成果的流传，充其量是以前历史学的“延伸”。 罗伯特·凯利在一般史学定义中包含的一般过程(公共过程)和公共空之间(公共空间)也经常被忽视，但这两个概念构建的“共享权威”( authority ) 为公众写历史，与公众一起写历史，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也有服务理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污染、城市更新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史学服务向公众提供的契机。 从70年代到80年代，公共史学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首先，成立了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政府历史协会( SocietyForhistoryinthe Federal Government )，与美国各州和当地的历史研究机构一起为公众历史学家们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其次，1978年，该行业核心学术杂志《公共史学家》( the public historian )创刊，介绍了公共史学的前沿理论和实证研究，特别重视相关研究方法的整合和交叉学科研究。 再次，从1988年开始，《美国历史研究》开始刊登博物馆陈列评论文案的美国史学界著名的《激进历史评论》( radical history review )从1987年开始，开设了公共史学专栏。 这表明公众史学开始得到以前传入史学研究的认同。 更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史学者成为了突破以前流传下来的史学研究做法的先锋，他们在公众史学项目上开拓和运用了跨学科研究的做法。 例如，公众历史学家谢利布克斯班( shelly bookspan )开展有毒废物场地用地研究方法，追溯有毒废物政策研究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全国范围内对该行业发展的关联性意识，不常用的历史文献、照片、地图等资料

2001年，美国历史协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成立了公共史学专业小组( 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 )。 2002年，美国历史协会和公共史学专业组联合发表了《历史系学生职业指南》( careers for students of history )。 2003年发布的《公众史学年度报告》接受公众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详细论述了其相关组织结构、学科快速发展建设、教育体制、课程改革、学生职业快速发展等方面的情况。 随着公共史学的职业化，其定义也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于2008年将公共史学定义为“运动、一种做法论和一种方法或方法”，推进了历史合作与研究。 公众史学者的任务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播自己特殊的见解”。 与1978年罗伯特·凯利的定义相比，这个定义迈出了一大步:它不仅仅是把“公众”和“个人”的历史对立起来，也不仅仅是把公众史学家和以前流传下来的史学家对立起来。 当然，公众史学挑战权威和正统，它注定会成为进取和激进的史学。 而且，它关注着现实。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项运动。

美国历史学的缘起和发展，实质上是强调受众问题、关注点、诉求的历史实践，表明实用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再次回到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职业危机，就会发现职业人长期以来受到知识垄断和他们社会统治地位前所未有的挑战。 专业信息似乎不能更有效地处理现实问题，不符合社会的诉求。 不能说是对社会道德伦理和健康迅速发展的期待贡献。 正因为垄断地位岌岌可危，运营商和顾客的关系也开始相应发生变化。

二英国模式

与美国模式强调实用主义不同，在欧洲，公共史学教育以向博物馆、遗产机构、图书馆等一系列机构输送专家为目的，公共史学倾向于影响公共意识，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人民史学”的提法有时会取代公共史学，其默认命题是:社会冲突与不公平是常态，文化一致不太可能达成。 历史评价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应该为历史的失败者发声，而不是为当权者辩护。 历史研究的政治目的往往是公共历史学家回避的，人民史学面临着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英国、瑞士、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兴起的“历史事业坊”( history workshop )运动，是公共史学在这些国家迅速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历史事业坊”最核心的理念是历史知识民主化，反对历史绝对客观和中立，提出“历史自下而上”，融合个人经验，体验宏伟历史的叙述，书写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社区的历史。 口述历史将进入作为史料重要来源的主观历史分解，挑战以前流传下来的社会历史范式。 这样，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也可以参加历史书，劳动者阶层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社区必须参加历史的生产，而不是被动地耗费历史。 影视作品、展览会、媒体、各种出版物所呈现的历史已成为政治和文化参与的新形式。 这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潮，不分阶级、财富、性别，各有经验平等，各有书写历史的智慧和权利。 而“历史事业坊”运动受“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与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相结合，改变了高等教育的许多行业，历史学就是其中之一。 可以看出“(历史的使命是)历史生产民主化，扩大史书范畴，将现实经验融入过去的解读”“历史事业坊”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范畴，还展现出了更加宽容的史书风格。

在英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走向公众始于20世纪初。 历史学家约翰·托什( john tosh )以前将英国公众史学归纳为三种形式。 首先，历史已经成为公共教育的一部分。 乔治·特里唯亚( george trevelyan )在《英格兰历史》( history of england )一书中，讲述了他叔叔马可·雷爵士( lord macaulay )的突出成就，阐述了英国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和韧性、坚强度、以及 历史将成为充满人性的教育，启发对现实的思索。 虽然过去与现实相关，但它是远离现实的避难所，不是与现实积极对话的手段。 其次，历史和国际事务，特别是公共政策在公共生活中起作用。 第三，历史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 左派史学家唐宁( r. h. tawney )提倡历史的关联性，与用史学的观点进行社会批判的政治史不同，经济史讲述普通民众的诉求。 这三种形式与公众有关，但都属于职业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关联性”( relevant history )。 1960年至1980年代，受语言转换( linguistic turn )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真正成为了现代英国公共史学的基础。 保罗·汤普森( paul thompson )同情被剥削的阶层，通过一系列文案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各种现实和不同文化阶层的反抗，工人阶级和底层人士的身份认同深深地影响着学院以外的历史参与者。

英国公共史学研究的真正先驱是拉菲尔·塞缪尔( raphael samuel )。 他提出“人民的遗产”( people’s heritage )，提倡“非正式知识”( unofficial knowledge )，包括口述以前流传下来的儿童剧、历史争论等多种历史形式，都是历史为“社会形式的知识” 他还将公众记忆视为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史学运动的产物，与美国公众史学起源的时代背景相一致。 关于遗产，塞缪尔认为遗产不仅应该提到代表宏伟历史故事的名人故居，还应该提到无形的乡村农舍、世代相传的手工继承方法、讲述平民公司房屋的故事。 这个“自下而上的遗产”其实是对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史学遗产的极其人性化的反应，意味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下半个世纪，职业历史学家在公共行业的实践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他们通过电影、网络、报纸等媒体和政策咨询等形式，将研究成果传递到学院外，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 他们开始与博物馆和遗产机构合作。 这是学术界与这些机构对话的结果，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众使用物质或非物质遗产文化的诉求。 此外，还在各社区开展历史项目，包括社区口述历史项目、家族历史、公司历史制作等。 在这里，职业史学者起着顾问、支持者、协调员的作用。 而且，作为公共记忆的载体，历史不仅可以纠正虚构和错误的记忆，还可以将过去和现实的各种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有争议的历史，以及曾经被官方历史所掩盖和忽视的历史，如英国的殖民历史、澳大利亚和

当然，历史的公共作用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史学项目都有实践的动机和目的。 公众史学的价值在于批判地传播学术矛盾和挑战:历史传承的受众范围越广，就越能看出历史的作用是批判、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 不是固守某个答案或某个观点，而是挖掘不同的可能性。 职业史学者冲破学院壁垒走向公众只是公众史学的一种方法，但公众史学的增多意味着学院派和社区历史学家之间的职业关系，有时甚至连学院派史学者的参与都没有。 发生在大学外面的如博物馆、历史遗迹、社区历史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与被动耗费过去学院的历史相比，这样的历史更富有创造性和热情，受到广泛关注，公众充分的“所有权”( the ) 因此，公共史学不仅是学院对社区历史的贡献，更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与公众共享历史，共同解读和写作历史。

遗产和记忆在英国就像公共史学的代名词。 历史学家戴维·罗宾塔尔( david lowenthal )认为，记忆的首要功能是为了现实。 我们认识过去，浏览史料，参观遗迹，实质上是与历史对话。 我们试着将个人、集体记忆和公众历史联系起来，但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在不断变化。 从复制到形式、过程、形象、仪式的展览都是如此。 因此，原真性是“受时间束缚”和“受文化束缚”的。 根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怀特( patrick wright )论，历史遗迹表明英国政府对大英帝国的荣耀充满了“民族怀旧”，但民间资本与遗产保护其实矛盾重重。 作为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国家信托( national trust )没有比较有效地处理这些矛盾和纠纷。 历史学家罗伯特·霍唯森( robert hewison )更尖锐地指出，所谓的“遗产工业”是政治和权力斗争的产物。 1983年，由英国政府出资设立遗产保护研究机构“英国遗产”( english heritage )。 国民对历史的热情似乎与政府提倡保护国家遗产的初衷一致。 但这是否意味着公众更接近，更有历史？ 对历史进行商业包装，许多人喜闻乐见的遗迹，只是传达了浅近的历史、怀旧的情节或遵守古老规则的仪式。 公众对历史充满热情，但不完全具备分解筛选的能力。 当历史走向更大范围的公众时，历史的诸多复杂性被妥协，并非所有人都能用历史的方法思考。 因为这段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远离了公众。 另一方面，一方面，历史是否与现实相关，另一方面，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作为科学，拥有专业信息、高级分解批判技能、做法、说明的见解或观点: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需求。 与19世纪的“历史关联性”探索不同，“批判性的公众史学”不仅是历史知识和成果的传播，更希望关注公众，通过历史解释和传播来刺激公众辩论，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 citizenship education ) 因此，在英国，以及受其影响的欧洲其他国家，公共史学与历史教育相辅相成。

公共史学创建学科，在英国刚刚兴起，综合了文化认同、遗产、资源管理、制度化记忆、历史政策、公众参与、公民教育等概念，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公众史学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公众史学家在学院外如何采用史学理论、史料编纂、历史研究的做法和技能？ 公众史学对历史学家所流传的学术规范、伦理道德等的首要挑战是什么？ 其次，“公众”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与“大众”、“民众”、“非正式”、“关于政治形态和政体整体”或“人人享有”有区别和联系，在“公众”和公众史学实践中， 在各种公共史学场所，专家如何与公众“分享权威”？ 公众是如何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成历史生产者和传播者的？ 最后，公众史学往往是历史学各行业与相关领域之间的桥梁，是项目合作、历史提示、传播中与公众共享话语权的动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学术和实践不同的目标、公共政策、制度上的远见、公共参与、商业现实等，有那些矛盾和协同吗？ 与之相关，公众史学的集体性似乎与以前史学研究流传下来的个人性不相容。 公众总是存在的，公共服务也总是存在的。 因为这段历史和公众的对话总是存在的。 由于公众史学是公众参与或资助的历史，因此这种非历史评价要进入历史故事，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要分析和表现公众关注的历史事物，公众史学是职业史学家介入的唯一严肃的集体行为。 公共史学的集体效能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历史，历史认识，或对历史的关注和热情，内化为公民权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彼得·曼德尔( peter mandler )在论述历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时指出，严肃的历史学家可以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其成果也为公众所接受。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积极的结论，但其实包含着学院派史学与公众史学的矛盾:历史学家应该如何与公众交流历史思维的方法和批判思维的技能？ 公众史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鲁道夫·米拉·约旦诺瓦( ludmilla j. jordanova )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与公众共享推理模型和实践过程。 历史学家实践的核心是基于历史参与者和学院内外公众的理念，她鼓励历史学家将其推理模式和实践扩大到公众行业，在分解神话、信仰、偏见力量时采用跨学科的视野和做法。 她主张公共史学的核心问题与历史学本身是一致的。 因为在这部史学中，有关年代分解的假设、历史机构和动因、反思性的历史评价等，都需要历史学家进行批判性的分解。

约翰·托什主张“实践历史主义”，把公共史学视为应用史学的一种形式。 历史似乎无处不在，但对协商民主的公众来说，通过这些课程、媒体等传播或展现的历史还不够活跃，只能唤起最低水平的批判性历史认识。 历史学家还没有在政策制定中充分传达批判性的历史知识，也没有通过各种媒体公开历史。 他认为，实践历史主义需要更高层次的批判性历史思维，需要将史学观点注入公众讨论，与公众分享学术技能。 公众历史学家有责任帮助公众更好地解读历史并真正拥有历史。 吕德米拉批评约翰·托什让公众真正拥有历史的“批判性历史主义”太浪漫了，忽视了公众参与历史的种种障碍，但与约翰·托什一致，她也主张分享历史思维模式、历史学家的责任、担当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