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自述：父母都是富裕家庭走出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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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来源:本网发布时间:年11月05日

邓颖超和李鹏(后行右)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照片

年6月，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务委员、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又推了新书。 这是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李鹏回忆录( 1928—1983 )》，是李鹏自己写的自传性书籍。 全书48万余字，不仅反映了李鹏55年的工作、学习经验，还透露了许多家庭生活的细节。 一家命运起伏，通过李鹏平实生动的笔触，铺在网民面前(以下为楷书部分摘录书的自传，略有删节)。 。

新书出版过程

中国电力出版社(以下简称电力社)相关人士告诉全球人物志记者，《李鹏回忆录》的策划始于2005年。 当时，《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电力公司出版，李鹏说:“还要写回忆录。 其中很多是电力系统的工作状况，所以那个时候也请帮忙出版。 ”。 之后，他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事业。

年末，李鹏将按合同印刷的完整的书交给了电力公司。 这篇稿子震惊了电力公司的人员:不仅资料翔实、复印丰富，还被安排到照片的摆放位置。 “这些文案都是李鹏同志亲自写的，没有就业班。 此前出版的《李鹏电力日记》给人一种全国电网框架的印象，同样也是他自己用电脑画的。 ”。 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李鹏有记日记的习惯，在退休之前一直做工作笔记。 这些都为出版图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般来说，李鹏是直接用电脑写的。 电力公司的宗健前社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说:“我经常使用黑色笔记本电脑。” 因为是理工科出身，所以李鹏精通电脑操作。 我曾和电力公司的人开玩笑说:“我也是ps (图像解决软件adobephotoshop的简称)。”

稿子的写作进行到了后期，李鹏对部分章节采取了口述录音的方法。 他先读完有关资料，做好腹稿，然后对着录音机口述。 周围的工作人员整理完录音后，他重写了复印件。

收到稿件后，电力公司立即召集复印、照片、美术等专家组成团队，由宗健担任小组负责人，逐一核对书中的史实，特别是人名、地名、时间、事件和数据，最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审查关闭。

李鹏很重视细节，稿子的所有变更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 在这一过程中，小组多次向李鹏报告稿件情况。 每次提出需要处理和确认的问题时，李鹏都会当场回答和记录。 李鹏的朱琳也参加小组的报告讨论。 “首要的是帮助李鹏同志回忆过去的人和事，为稿子中的句子的表达写意见。 ”。 宗健说。

与李鹏长时间接触后，电力公司的人觉得他“平易近人、待人和蔼、思维清晰、措辞严厉、有时很幽默”。 在他们看来，整本书以叙事为主，情节生动，语言平实，文如其人，是李鹏“平实质朴风格”的体现。

年8月，电力公司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年6月正式出版的《李鹏回忆录》与李鹏的原稿没有太大差别，在结构上也没有变化，只是将基础副本和数字稍加对照进行了订正。 在讨论定价时，李鹏要求出版社“低价”。 本来，出版社计划为新书的出版举行首发仪式，但李鹏不同意，要求越简单越好。 最后，出版社只简单召开了一个网民座谈会和赠送仪式。

李鹏的父母。 1926年8月，李鹏的父母李硕勋、赵君陶在上海结婚。

父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家

说到家庭，对李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自己的父母。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后来成为了坚定的革命家，父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爷爷叫李天祺，奶奶叫何圣熙，我从没见过。 我们家在当地是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爷爷做生意。 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移民的。

我父亲李硕勋出生于1903年2月23日。 他有家族中的第三个哥哥和第二个哥哥，哥哥做生意，第二个哥哥在当地教书，下面有妹妹。

在宜宾、成都读书期间，李硕勋参加了学生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 1922年底，由于被军阀通缉，他辗转来到北京读书，进入上海大学学习。 1925年，李硕勋在杭州认识了准备考上海大学的赵世萱。 1926年8月，两人成为终身伴侣。

我妈妈1903年1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 她的真名是赵世萱，后来改名为赵君陶。 我爷爷叫赵从善，奶奶叫陆碧莲。 爷爷善于管理，生意越来越大，赚了很多钱。 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妈妈是第九个。

1926年，李硕勋和妻子被中央派往武汉就业。 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到上海指示党中央就业后，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事业。 就在这期间，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于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在浙江做党的白区工作，不能在妈妈身边照顾她。 半年后，直到1929年3月，我父亲因为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 这个时候，我已经半岁了。 父亲见到了活泼可爱的男孩，非常高兴。 他问母亲:“给他起名字了吗？ ”我问。 母亲说:“还没有。 来拿吧。” 他胸有成竹，说:“他要是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的一代，就叫我李远芃吧。” 母亲不假思索地读了白居易的诗《贺雨》。 其中有“万心春杂多，百谷青芃芃”。 父亲说:“《芃》的意思是草木茂盛，我希望它能证明我们家有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让他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当他到达香港准备转移到红七军时，突然收到了中央电报。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军事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当时设在香港九龙。 不久，得到组织的批准，我妈妈带着我来到香港，见到了我爸爸，家人团聚，非常高兴。

短暂团聚后，根据员工的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一个人去海南岛主持军事会议。 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 其理由有两个。 一个是叛徒卖。 另一个原因是，他是四川人，不擅长当地方言，在海南没有任何关系，容易暴露。

我父亲被捕后，在监狱里受到了敌人的严厉拷问。 后来，根据被救出出狱的同志的回忆，敌人对我父亲施加了各种残酷的折磨，双腿被打断。 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任何背叛党、背叛同志的事件。

狱中，李硕勋觉得凶多吉少，写了遗书，在狱中给同情共产党的人带了信去香港。 1931年9月他去世后，这份遗书交给了赵君陶。

“陶:余在琼已经直言不讳了，恐怕近日就要宣判了，剩下的就要和你们分手了。 在前方，在后方，日死几个人，佗也的耳朵之一。 死了不要为我伤心，只求善心养育我的孩子。 送你回家，你也要努力实现自立。 尸体一定要收到，绝对不能来，千言万语地说。 勋九十四”

当时赵君陶已经怀孕4个多月，只能先带李远芃回上海。 在上海，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李远芹(后来改名为李琼)。 1932年秋天，赵君陶带着一对孩子从上海回到重庆，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后，去了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二叔叔家。 二舅的家在西御西街113号。 以后，这里成为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员会重要的秘密活动点和联系方式。

妈妈的自尊心很强，她对我的叔叔、阿姨说:我不能每天呆在家里。 还得出去找工作，赚钱，支持孩子上学，补贴日常开支。 就是这样，我妈妈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在教书生活。

我从1935年秋天开始上小学。 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39年，赵君陶调到重庆从事托儿所工作。

当时重庆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担任会长，女性界名流担任委员，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 并且设立了几个战时保育院，我妈妈被邓颖超推荐为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的院长，直接接受邓颖超的指导。 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8个月，直到抗战胜利，收留了800多个孩子和少年，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让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我母亲接受党的任务，接受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和母亲分手后，李远芃先是和邓颖超一起赶到成都，然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 1940年秋季入学后不久，他接到了准备去延安的通知。

1941年2月，一百多人的队伍经过多次波澜，终于到达延安。 途中，中共南方局蓝委书记蒋南翔将李远芃改名为李鹏。 这个名字，他至今还在使用。

离开延安后，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他想早点到单位运动，选择电力行业。 1948年9月，李鹏在苏联留学。 他根据任弼时“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的意见，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

我到苏联后，听说我妈妈已经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的主任了。 她也不想在妇联工作，想从事她最喜欢的教育事业。 经蔡母(即蔡畅、编者注)批准，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

建国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中南教育部就职时，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之后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 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事业，1985年冬天死于北京。

几个长辈都是革命的干将

除了父母之外，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叔叔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加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是中级军官。 二叔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 也就是说，是我表哥赵令瑛(后来改名为赵石英)。 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在天津工作，然后调到北京，在国家科委工作，是局级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冲击，吃了很多苦。 平逆后，组织安排他设立专利局，担任负责人，服从副部级待遇。 他可以说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创始人。

我的三叔叔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 他特别照顾我们全家，特别是我五叔叔赵世炎、我妈妈和我三阿姨赵世兰，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帮助。 解放后，邓颖超专门写信给赵世炯，称他为“三哥”，请求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

我的五叔叔赵世炎，1920年去法国打工学习，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游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游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在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是党内比较有名的老姐姐之一。 因为年龄长，有点老的同志，比如邓颖超、蔡畅、刘亚雄等称呼她为“姐姐”。

她于1919年全家从酉阳搬到北京，随后进入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了反对校长赵荫榆的斗争。

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全国妇联常务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燃料工业部担任人事部长。 此后，燃料工业部分为三部分，设立了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 三姨担任了煤炭部机关的党委书记。

三姨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她在煤炭部干部中，包括在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威信。 她也成了造反派斗争的对象。

1969年1月8日，赵世兰冤死，11届3中全会后平反。

不是“周叔叔”的养子

特殊的家庭环境，使李鹏从小就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前辈有了许多接触。

李鹏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是在1940年秋天。 当时在育才学校念书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消息，和妈妈飞往重庆，来到了曾家岩50日所在的周公馆。 和其他烈士子女一样，他亲切地称呼周恩来夫妇的“周伯伯”和“邓母亲”。

周叔叔看到我很高兴。 对邓妈妈说。 这孩子长这么大了，越来越像硕勋了。 邓妈妈说:“我看起来更像你陶。 大家哄堂大笑。

有一天，周叔叔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什么？ 我说我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之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再读一遍。 我读得很流利。 他说:“你能把这篇社论的重点告诉我吗？ 我及时根据自己的摘要谈了几点意见，都比较愿意。 他听了这话大大地夸奖了我。 于是这个事件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孩子，年轻的年纪可以背上马列主义。 当然是误传。

到延安以后，李鹏和周恩来、邓颖超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 周恩来给他留下过两个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次去过周恩来家。 看了西班牙名着《堂吉诃德》，拿在手里看，把它放在书架上。 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我:“你把那本书拿走了吗？” 不，我没有。 他看着我委屈的样子，再也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去了周恩来家。 他告诉我他找到了那本书，冤枉了你。 停下来，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 你没有把书放回原位，我快找不到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的工作很艰苦，有那样的秩序，他那样认真的做法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去周恩来那里，经常看到他接待来访的客人，就像外国人一样。 当时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熟悉党内情况，很多同志都和他分享过工作，接触过。 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 我每次看到他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这么亲切，就先坐在他们身上，认真听他们提出的问题，用他受伤后无法挺直的右臂认真记录，并且向来访者和外出的人证明情况 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释放多个被怀疑的对象，解决多个冤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许是因为交情很深，外界曾经说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 对此，李鹏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

周总理、邓母和我的关系，是老同志和烈士子孙的关系。 有人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 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孩子，不仅仅是我，因为他们很珍惜其他战友的孩子。

对松花江畔一见钟情

李鹏还详细追忆了与妻子朱琳相识相爱的点滴过去。

我认识朱琳，在松花江边的东关酒店。 1957年元旦晚上，吉林市政府按照惯例邀请苏联专家、厂矿负责人与吉林市委、市政府领导举行联欢会。

作为丰满电厂的领导人，李鹏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首次认识了朱琳。 当时她也叫朱鹮凌，在102工厂的专家翻译室工作。 联欢会一开始，先是张文海市长讲话，他点名请“朱先生”翻译。

这时，从第二排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着紫红色的女式西装，两条辫子，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优雅。

朱棣凌根据张文海的话的意思，把有点晦涩难懂的古语翻译成了更通俗易懂的语言。 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默点头，她圆满地应对了场面。 我懂俄语，又在苏联学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 她俄语发音很好，翻译语言也比较准确。

这个美丽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观察。 当时我虚岁29了，以前有机会选她，但因为不太合得来，所以一直单身。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对她一见钟情。

吃饭时，李鹏碰巧和朱琳坐在桌子上。 在之后的舞会上，他也总是盯着朱琳，发现她的舞姿美丽动人。

我鼓起勇气，走到她面前说:“能请你跳个舞吗？ ”。 她看到我什么也没说，只微微点头，我们跳了第一个舞。 我开动脑筋，用俄语和她说话，告诉她名字。

那种场合也有我认识的其他舞蹈伙伴，但我没有什么好玩的，也不会和别人跳舞。 只是，我在想和朱鹭凌再跳一次舞的方法。 一些音乐过去了，她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再次勇敢地说:“能再跳一次舞吗？ ”。 她看着我，点了点头。 这次好像比上次亲切了一点。 这次我在跳华尔兹舞。 我们合作得很好。

在第二次共舞中，两人用俄语介绍了彼此的基本情况，但在谈话结束前舞蹈就结束了。 退场后，李鹏匆匆走到礼堂门口，当着苏联专家的面和朱琳握手道别，然后和几位认识的苏联专家分手。

后来听说，她在车里和女翻译说:“李鹏这个身体为什么这么没礼貌，跑过来和我握手，然后和苏联专家握手。” 那个女人笑着对她说。 “因为他对你有兴趣，所以请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