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对于这件事件 我较高兴中国政府没有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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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学网公众号( sciencenet-cas ) 7月27日消息，2019年4月29日，杨振宁应明德讲堂思想系列主持人、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的邀请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做了“明德讲堂”，李树深校长主持了地道讲座，

杨先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约2千名研究生再次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验，对于几年前中国反对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观点，他说:“我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本刊特别整理了报告和听众交流全文，经杨振宁老师审定后发表，以盛事为志。

座谈时间: 2019年4月29日

座谈地点: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礼堂

整理人:张岩

选择有前途的研究行业

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谈学习和研究的经验

杨振宁

我在数百所大学发表过演讲，今天这个礼堂绝对是我见过的礼堂中最大的，最讲究的。 你们是新的大学。 我认为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现在正在迅速发展。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我的学习和研究经验”。

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父亲曾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从7岁开始住在清华园。 然后在北京读了四年小学，毕业后读了四年中学。

中学位于宣武门附近，是当时的崇德中学(现北京市31所中学)。 那时候是1930年左右，在北京市的中学，差不多有一半是教堂的中学，崇德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所很小的学校，大约只有300名学生。 其中有1/3的寄宿。 我是寄宿生之一。 学校很小，没有真正的图书馆，只有一个图书室。 我经常去这个图书馆看看。

我认为物理学上第一次发生有趣的事情是读了这本书——《神秘的宇宙》( the mysterious universe )。 有趣的是，因为书中包括了20世纪初物理学中的重大革命，即量子学和相对论。

随后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经过合肥，于1938年到达昆明。 因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大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开始招生。 那年夏天，我刚从中学五年级毕业，还不到一年就有中学学位。

但是，当时中学生避难所很多，教育部在重庆下了命令，学生初中不毕业也可以参加考试，被称为同等学历，我凭这个资格考上了西南联大。

我初中最后一年没有学习，所以高中物理也没有学过。 但是因为入学考试需要考高中的物理学，所以借了高中的物理学书在家学了一个月。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教训。 高中物理学中的等速圆周运动有加速，其方向是向心，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纠缠了一两天之后，发现这个速度不仅是大小，也是矢量，这个矢量是弯曲的。

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重要教训，我永远记得。 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很多直觉，直觉需要修改。

换句话说，如果随时都能接受修正直觉，就在继续前进。

向量的重要性是在那两天里发现的，直觉和书本知识的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我在西南联大学习了四年。 老师的教学态度和同学的学习态度都很好。 在大家都觉得这么难的情况下，还很难读书、做研究，所以要珍惜自己的机会，好好学习。

四年后，我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当时物理系的研究生有六七个同学，我和黄昆、张守廉住在同一个房间，很熟悉。

黄昆随后对中国的半导体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研究刚开始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演讲，带着很多学生，今天中国半导体工业、半导体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他的弟子。

张守廉来美国学电机，做了很多年电机教授，但黄昆和张守廉两人现在不在了。 我们三人在1992年共同拍照。 当时，周培源教授是北大校长，90岁，在北京有庆祝会议，张守廉和我也来自美国。 那天，我们三人特别拍了照片。 我们三个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讨论了一整天，声音很大，所以被称为我们三个剑客。

这个讨论对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很重要。

在那之后，我这样写过。 我们在没完没了地讨论物理问题。 我记得我们争论的主题是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是哥本哈根学派重要而微妙的贡献。

今天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量子通信、量子纠缠与哥本哈根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那天开始讨论茶，回到昆华中学校直到晚上，关灯睡觉，但是讨论并没有停止。

我现在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 我不记得谁有什么观点。 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个最后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看海森堡( heisenberg )的《量子理论物理原理》，调整了我们的讨论。

我们这个讨论是无限的，实际上不仅仅是物理学，世界上所有的事件都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我认为这对所有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讨论都有很大的利益。 增加知识，增加眼界，了解别人的思想方法。

西南联大有两位老师对我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第一位是吴大泷。 因为我四年级毕业的时候需要写学士论文。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大学是否有这个制度。 其实就像写报告一样。 我说在某个小行业有了什么新发现。 真正的自己的工作，不需要有自己的成绩。

那我去找吴先生。 小吴请我读复印件。 的现象，特别是用群论解释分子物理学的方法。 因为分子物理学是吴先生的行业。

众所周知，群论中讨论的是对称，有左右对称，有圆周对称等，将数学用于对称观念的语言称为群论。 群论这门数学语言，要理解对称在这个物理中的应用，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精神之一，那时将对称观念用于物理的现象才刚刚开始。 所以吴先生把我引到这方面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我写完学士论文后，获得学士学位，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 在研究院里，我的导师是王竹溪。 王先生的行业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的时候也有了新的革命。 所以王先生把我带到了这个行业。

整理后发现，我人生的2/3工作是对称理论，是吴先生带我去的方向。 1/3统计力学，小王带我去了。

我一直说自己真幸运。 年轻的研究生，如果能上行业，这个行业在未来5年、10年、20年快速发展，你就能和这个行业一起快速发展。 这是最便宜的事件。

这么多年来我看了成千上万的研究生，很多都很优秀，但是十年后他们取得博士学位后看，有些人很成功，有些人很不成功。 不是因为这些人的能力这么差，而是取得博士学位的人一般能力都不错。 不是因为有努力的人也有不努力的人。

第一，如果有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如果走在强弩的最后一个方向上，那就没办法了，而且越走越不容易出去，换个方向也不容易，继续下去会成为最不幸的身体。 这希望在座的所有研究生都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获得了留美公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有两位物理教授对我的影响最大。 一位是爱德华·泰勒( edward teller )。 当时他还不到40岁，是个聪明的天才。 当时很有名，但后来他更有名了。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原子弹完成后，用原子弹引爆氢弹。

这个诀窍多年不能处理，最后处理这个诀窍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是特雷，所以在国际上被誉为氢弹之父。 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我觉得他逃不出这个名字。

我知道中国迅速发展氢弹有点晚。 中国的原子弹是1964年制造的，令人非常自豪的事件之一是，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只花了两年八个月。

这在世界上是记录。 法国比中国先制造原子弹，所以没能制造氢弹，虽然中国晚了一点，但是1967年氢弹爆炸了，法国科学家很不高兴。

中国先成功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有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也有非常努力的年轻人。 这里是氢弹的第一贡献者，重要想法的提出者是物理学家于敏，他最近去世了。

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教授，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 他率领二三十名物理学家，最先建造和制造核反应堆的地方在芝加哥大学，所以芝加哥大学现在有一个纪念人类第一次核能发电的小广场。

在芝加哥大学学的物理对我来说很重要，在西南联大学的物理也很重要，但这两种物理的学习方法有一个不同。

联大时，我学习的物理学方法是推导法(理论—现象)。 去芝加哥大学后，我发现这些不是值得整天思考的重要教授。 他们想的是相反的事情。 也就是归纳法(现象——理论)。 从现象中总结理论。 这个现象我不明白吗？ 如果把它想清楚，这与以前的一点理论相符合，所以从现象到理论，理解这个现象更近了一步。

如果发现你和以前不一样，那就更好了。 因为这意味着这是改变以前理论的机会。 归纳法重视新现象、新做法，不重视书本知识。 所以从现象到理论的这种研究做法，实际上更容易产生重要的成果。

我自己觉得在联大引导法学很好，之后基于这个基础，吸收归纳法的精神，将两者结合，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幸运。

1946年1月至1947年是我觉得最难的一年。 因为在昆明学了很多理论物理，仔细读过，但是几乎没有真正的实验。 我知道物理学的基础是最后的实验。

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决心写实验的博士论文，所以一到那里就进入了实验。

艾莉森教授一直在制造加速器。 当时很大。 他带了六七个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 前后做了20个月。 但是，不能进行实验。 因为笨手笨脚的，实验室的同学在笑我。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杨！ ’后来，我知道自己不是实验物理的材料，就不做了！

理论上，我去找崔，他给了我几个主题，但我没有胃口。 他喜欢的主题和研究方法，还有他观察到的事件和我不一样。 和他做了题目之后，他觉得结果很好，叫我把它写下来，但是写不出来。

中间需要一点近似的计算，但是近似的计算无法控制其正确性，所以我写不了这篇论文。 于是他说没事，以为我是聪明的研究生，做了别的题目，结果又发生了这个现象。

这样几个月后，他和我就知道了。 我们不是理论物理学家。 他和我关系一直很好，但是想着不能从他那里得到标题，就开始自己找标题。

可以对大家说，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如果这里的研究生现在有困难的话，请不要认为这是自己唯一的现象！

因为，本科生的时候，学习的是已经掌握的知识，而研究生必须自己找主题，自己找方法。 在本科，无论读得多好，在这方面都不一定会很快顺利。

不成功，当然会不高兴，但请不要失望。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幸运的是，我在联大的时候读了很多东西，有些问题是别人做的，但还没有完全处理好，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研究了。

那一年一共研究了四个问题。

一是贝特( hans bethe ) 1930年关于自旋波( spin wave )的数学工作，自旋波与固体结构有密切关系。 当时，有几个年轻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们有理论。 在中国的时候，我知道这很重要，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拼命读他们的复印件。

第二个是阿瑟加( l. onsager ) 1944年的复制品，阿瑟加在做统计力学。 其中有一个非常难的数学题，1944年被处理了。 我记得这个复印件当时印出来的时候，我还是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 王先生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能。 突然看到安格做的，他告诉我。 王先生是个平时不苟言笑的人，那天我看得出他很兴奋。 这么难的问题被处理了。 我知道这里面有复印件。 于是在1947年，对该文案进行了研究。

第三个主题是泡利( w. pauli )关于场论的文案。

第四个是特雷的理论。

这四个主题我去研究了。 分别花了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 结果前三个没有成功！ 那个时候，除了第四个主题外，芝加哥大学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同学，我就那三个主题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所以在图书馆研究了一个身体。

例如，盎司的副本有十几页。 我不擅长。 他说把公式替换成公式2会得出公式3，但是照着做还是对的。 这个类推都是正确的。 所以说不擅长，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走？ 光靠一步一步地操作是不能理解的。 最后像变戏法一样有了结果，但这证明了行不通。

所以那一年很不开心。

但幸运的是，第四个做的东西，泰勒发生了有趣的事。 他来告诉我，你不一定要写实验论文。 这个主题做得很好。 写下来，我接受这个作为你的博士论文。

在第四个主题的工作中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但是前三个主题没有成功，所以1947年，我在给黄昆的信中，说了自己的disillusioned (理想崩溃)。

但今天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前三朵花的力量并没有白费。 那是因为后来花开结果了。 我会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

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助手。 1949年的理论物理有了新的迅速发展，被称为改性( renormalization )理论，是一种新的理论。 芝加哥大学没有人做这个。

普林斯顿有名的高等研究所聚集了很多重要且年长的研究者和年轻的研究者，所以要求在那里读完博士后。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 没有本科生也没有研究生。 大概只有十几个教授。 有数百名博士后和一点访客。 在那里前后呆了17年。

我去的第一个学期，1949年10月左右有坐同一辆巴士的机会，所以鲁丁格( luttinger )给我说，安扎格的复印件被他的学生考夫曼( bruria kaufman )简化了，叫安扎格 他在那短短几分钟的功夫中，告诉我新方法的重要部分是一些相反易矩阵( anticommuting matrices )，但我熟悉这一部分。

所以一到研究所，马上就放弃了当时做的场论研究，把新的想法应用到盎格鲁的问题上。 这确实很关键，所以只花了两三个小时，就完全通了。 我也成了这个行业的重要贡献者。

这件事给我启示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能从鲁丁格的话中得到那么大的利益呢？

第一，我在昆明做过狄拉克矩阵( dirac matrices )的仔细研究。第二，虽然1947年没有成功，但我对昂扎格工作的研究了解了整体困难，问题在哪里比较有把握？ 所以，一旦鲁丁格出现，自然把它们加起来，就会成功。

这是证明。 第一点很有趣。 为什么有趣？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小王告诉我亚瑟处理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简直棒得无法想象。 第二个关键点是研究起来很麻烦。 我花了几个星期没有研究成功，但那没关系，没成功是为以后铺平了道路，第三，需要机会。 当然，这需要一点运气。 我那天的运气遇到了鲁廷格，取得了突破。

结论:要搞好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三个步骤是有趣、努力的准备和最后的突破。 这三步曲也是后来我所有研究事业遵循的路线！

感兴趣的是100年前王国维在他的《人类的语言》里写的边界论，非常有趣。

他成为古今的大事业、大学的提问者，说一定要经过三个境界:昨晚西风凋零碧树，一个人爬上高楼，眺望天涯之路，此第一境。 渐渐加宽不后悔，为伊消而憔悴，这第二境。 在大家中找他千百度，突然回头，那个人在灯火阑珊处，在这第三境。

大家对这个边界论的解释或多或少都是统一的解释。

第一边界是，必须对想追求的事件有点执着。 所以，就是一个人登上高楼，追寻你想看到的天涯之路。 我说很有趣。 第二境是什么意思？ 人瘦了也不后悔，要继续，要做好准备。在第三个境界，突然回头，突然发现秘诀在哪里，是机会带来的突破。

我认为这是代表有趣、准备、突破的三步曲。 不仅是科学行业，文学也是这条重要的道路。

听众交流

●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杨老师，你好。 今天有机会听到你的经历，非常难得和荣幸。 无论是你有趣的重复，还是对科研方向的敏锐直觉，还是你朋友不懈钻研的精神和态度，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如果能给国科大的学子们一些鼓励和礼物，你会对我们说什么

●杨振宁:我希望所有的同学都掌握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大时代。 然后，我明白你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努力。

我认为，如果足够努力，一定不会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在今天中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取得一定的成绩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希望你记住！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杨先生，你好。 我是来自高能所研一的学生，研究生后将从事cepc (高能环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作。 你是高能物理界的老前辈，对粒子物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都很崇拜你。 但是，我们提出的中国要建设cepc。 当时你反对。 所以，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代表我的全体同学再问你一次。 现在，我们建设cepc的想法改变了吗？

●杨振宁:我一点都没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希望你在网上找一下我两年前发表的复印件。 “中国今天不应该制造巨大的对撞机”。 这件事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密切关系！

对年轻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 其实，不是你在学什么技术文案，而是让自己进入未来五年、十年有较大快速发展机会的行业，这是你成为研究生时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

别为了这个目的制造大的对撞机，现在是没落的时候了。 这个行业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大放光彩。 事实上，也可以说你认为这几十年来物理学中最重要、最大的快速发展就是这个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从30年前开始，已经走上了尽头的道路！ 但大部分人不知道。

再说一遍，我不是今天，不是两年前说的，是1980年说的。 那个时候有国际性的会议，周光召先生也参加了。 会议讨论了未来十年高能物理将向什么方向迅速发展。 我在会议上说了一句“thepartyisover”。 宴会已经过去了。

从当时看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高潮，非常有名。 但是到了80年代，重要的观念已经有了，之后也可以做，但是没有最重要的新观念，特别是理论物理方面，没有重要的新观念，什么也做不了。

很遗憾，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我的话，哪个老师也听不懂我的话，所以今天我会说得更清楚。

有人跟我说，杨振宁你这个词完全错了。 因为，年科学家在瑞士进行了实验，说明了五六十年代的哪个观念是正确的。 这当然是重要的贡献。

但是，这个重要贡献的理论来源不是30年前，而是20世纪的5、60年代，所以80年代，说在这个行业做实验的人还能做，后来就做了，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这个实验当时有6000人在做。 那时的复印件，所有签名者都有几千人。 完了之后，需要更大的机器，至少要花200亿美元。 没有其他国家。 大家都说中国有钱，所以来了中国。

知道我的同行对我不满，我想我会关闭这一行。 但是要花200亿美元在中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件！ 我很高兴中国政府没有受骗。 再补充一点，为什么一定要做高能物理？ 现在重要的东西变多了。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杨先生，首先，正如你报告的那样，我们对高能物理一定很有意思，所以在做。 而且高能物理到底有未来吗？ 也许必须用我们的努力来说明，但科学的未来谁也说不准。

杨振宁:我认为你说的这句话，代表了你的态度很好，值得赞成。 但这个想法并不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总方向！ 所以，借此机会，整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包括任何行业，它都在不断变化。

19世纪物理学研究的东西、做法、态度和20世纪不同。 那么21世纪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方向，研究的主题也和20世纪完全不同。

所以必须注意的是，20世纪非常红的东西，很少有到了21世纪还在继续。 20世纪后半期最红色的物理学是高能物理，绝非21世纪的方向。 为什么不朝着21世纪快速发展的方向走？

要说21世纪迅速发展了什么，我不能具体说，但总体来说很清楚。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 我知道高能物理。 你不要走这个方向。

●中国科学院物理系学生:杨老师，您好。 现在物理的迅速发展越来越细，更多，投入其中之一是一生的时间。 但是可能感兴趣的方向很多，如何平衡有趣和自己精力有限的问题呢？

杨振宁:我经常觉得上研究生时的物理学和今天的物理学有很大不同。 那个时候物理学比较简单，有几个大方向，各个方向学了一两门课，就能掌握大概的意思了。

当今物理学和所有科学的前沿，越来越细，有很多方向。 所以，我问你怎么选择。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自己，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哪个方向？ 哪个比较好？

必须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有趣性我在美国教了很多年书。 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有两个最大的不同。 美国学生训练不够，但中国学生训练很好。 第二，中国学生比较成熟，比较努力。

但是，中国学生并不是绝对好，坏处是不灵活，没有勇气。

我的建议是，一方面你必须问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真正的能力在哪里。 一边想着，一边想着，向更大胆的方向走不是也可以吗？ 美国学生掌握自己方向的能力比中国学生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杨院士你好，吴健雄先生和李院士一起完成了宇称不守恒下弱相互作用的实验说明。 但遗憾的是，吴健雄未能获得诺奖的提名。 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 另外，一点学术热点需要我们去追逐吗？

●杨振宁:需要补充一点。 吴健雄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李政道和我在1956年写完这个副本后，考虑到宇称可能没有保存，我们提出了一些实验。

每个实验都很多很复杂，比较难。 当时许多实验物理学家拒绝了这些实验。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获得了诺奖。 我对他说了。 我觉得和李政道的这个副本有点道理。 其中有实验。 你的实验室很容易做。 为什么不做呢？ 他开玩笑地回答说，这么难的题目，我需要好的研究生，我让他做，我自己不做。 这是正常的态度。

所以大家都认为吴健雄是笨蛋，她做了大家都认为不会有结果的事件。 吴健雄的厉害之处，也就是她的伟大之处，就是她认识到这是一个基本的实验。 既然基本的实验还没有做，当然应该做。 所以，不要管理结果。 这是研究科学的真正精神。 这是她的伟大之处。

那么，关于她为什么没有获奖，这是所有人都不理解的。 这个事件几十年后，我想可能会有人研究吧。

最重要的是研究的诺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诺奖基金委员会有规定，在某个奖项的50年后可以发表当时的讨论记录。

但是，他们现在改变了，当事人不在了之后就可以公布了。 那么，李政道和我现在还在，所以不能公布。

关于追赶热点的问题，选择热点的方向当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掌握自己的能力和乐趣。

自己的能力，有趣，热点，这三者哪个更重要？ 把热点放在第三位。 因为现在门很多，有能力的话还会朝某个方向有趣。 这个容易成功。

如果你对热点问题不感兴趣，我只是听说这是红色的，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