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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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中国共产党史研究》2019年09期，原题《毛泽东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评析》，作者欧阳湘为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信息被允许分发，注释被省略。 ）

1924年1月，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但是，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党史机构和学者错误地将毛泽东和选举舞弊事件联系在一起，否定了其正式代表身份。 对此，大陆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有些论坛的观点与台湾方面相似。 由于笔者写了《毛泽东在广州》一书，广泛查阅了相关史料和论著，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点考证和分析，揭示出一些不实之词。

一

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一大，身份是国民党地方组织在湖南选出的代表。 在当时发表、后来的资料史料中收录的国民党代表中，毛泽东是湖南的“推派代表”。 这在国民党党史机构和学术界也是公认的，应该说国民党的“迁台”之后也得到继承。

展览室里展示着国民党一大各省的党员数据

(一)台湾方面的否定和疑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国民党党史机构认定取得毛泽东代表资格存在不正当行为，谴责为“违法”。 例如，国民党党史机构编纂的《国父年谱》1924年1月14日有一条专门条款:“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南省代表选举中发生舞弊，被代表毛泽东等国剔除，获准列席大会。” 将毛泽东和选举舞弊事件联系起来，否定了其正式代表身份。 台湾方面编撰的《中华民国史事录(初稿)》除了附和上述观点外，还收录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历史会议的解决方案，共产主义者夏曦、毛泽东、袁达时三人假冒代表称“上海执行部揭露了造假行为”。

(二)大陆方面的表现和反应

台湾方面的指控可以说相当严重。 但是，关于党史研究机构，大陆方面几乎没有正面的应对。 《中共湖南历史( 1920—1949 )》指出，“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第13号通告，首先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比较集中的长沙、安源迅速发展国民党组织，组织国民运动委员会。 召集长沙、安源国民党支部会议，选举毛泽东、夏曦、袁达时为国民党第一位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但是，没有提到代表资格的问题。

大陆学术界涉及这个问题的论坛所持的观点与台湾方面相似。 例如，《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中收录的“准湖南省推选代表列席国民党第一届大会( 1924年1月14日)”中说:“湖南选出的毛泽东等3人，由海外支部处理、列席，但有发言权。” 有关林伯渠研究的论坛详细记述了这场代表资格风波的始末和解决情况:毛泽东等3名湖南当选代表向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报告后，广东湘籍国民党员反对他们出席，经过林伯渠、谭平山等多项活动处理了问题:毛泽东等3人表示:“海外支部，

另外，国内外学者合编的《廖仲恺年谱》摘录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湖南代表资格问题的几次决定，最晚的结论与台湾方面一致: 1月14日，廖仲恺出席了临时中央第26次会议。 孙中山总理出席并主持了会议，讨论了湖南选举代表方案。 “总理选出林祖函、罗迈、邹永成三人，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三人。 在湖南选举的毛泽东等3人由海外支部处理，允许其列席，但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是否参与了选举弊端？ 第二，毛泽东等三人最终只是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吗？

二

以下根据当时《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和国民党党史资料(包括台湾方面论著中收录的史料)，梳理和分析毛泽东等人国民党较大的代表资格问题。

(一)代表选举方法及其演变；

毛泽东按照国民党临时中央的确定规定在湖南当选为国民党大代表。 1923年9月，毛泽东“有事去了湘”后，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预备员”留在长沙。 28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上海总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报告国民党组织筹备工作进展和计划，要求其寄送备任状。

此后，长沙、宁乡等支部和湖南总支部相继成立。 台湾学者李云汉也承认:“上海总部改称执行部后，向湘省通告了大会代表的推选。” 据此，湖南省选出国民党代表，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当选，都是跨党的中国共产党员。

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和产生办法，国民党中央早有确定规定。 1923年10月，孙中山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派遣廖仲恺等人准备改组。 廖仲恺随后召集会议讨论国民党的党务改组，起草改组计划书。 截止到10月底，临时中央通电，国内外党部选出代表，知乎“来广东出席大会，来内地各省，各省代表6人，其中3人由国民党总部分配，其余3人由各省自行选出。”

11月24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报告了国民党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预定明年正月举办，各省6人，海外华侨中有支部代表1人”。

到11月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第十次会议设定代表总额: 22个省，各6名代表海外总支部、支部，约12名代表。 共计代表名额144人。 12月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第13次会议进一步确定“提名代表”产生办法:“照片案由总理从各省指派3人，从上海总部介绍6名同志，收到信后一周邮寄介绍人，并从本委员会介绍几个人，不为总理派遣。

在后来公布的国民党代表名单中，各省、特别区(广州、上海、北京、汉口)的代表名额基本符合前述分配标准。 (1)指定代表，各省区多3名，超过3个名额的省区为奉天(辽宁) 4名、河南5名、湖南6名。 (2)推选代表，不到3名的有陕西1名、四川2名，奉天、甘肃、新疆、西藏、蒙古均为零，显系有不能组织推选的理由。 第三位以上的上海排在第四位，湖南、江西各排第六位。 这样，湖南的指派代表和推选代表各有6人，共计达到12人。

这是什么原因？ 当时交通不便，各省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还没有进行国民党改组，未能在会议上选出“推派代表”。 国民党中央担心出席人数不足。 桂湘默各省党员对粤者甚多，纷纷要求粤党员选出代表。 1923年12月17日，国民党临时中央第十八次会议的决定允许各省“定期在粤举行代表选举会”，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各省的筹备人员。 由于国民党一大会期设定在1924年1月15日，临时中央致函当时在上海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由于大会时间紧迫，除湘粤桂默闽外，在上海和各省同志的督促下，迅速选出大会代表，在推荐大会上评选代表各单位。 结果，部分省区发生了本地选举和旅粤选举两个代表，引起代表资格问题，代表总额超出预定名额。

(二)旅粤选风波和舞弊事件；

明确毛泽东等人代表资格风波的始末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代表选举规则变更和冲突的问题；二是代表选举弊端的问题。

1 .规则冲突问题

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1923年12月下旬，各省有楚湘黔桂等省，准备在粤选举国民党代表，各省备案员名单如下:楚为李守粉丝，湘为唐厦、王晖，赞为许苏中， 各筹备人员已经选好场地，组织选举筹备干事会，举办登记事务，定期举行会议选举。 据报纸报道，广东省和北京、上海两特别区的代表在1923年底之前被派遣。 到1924年1月6日，孙中山还代表“一律派”:直隶、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山东、山西、陕西、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新疆、甘肃、西藏、广州特区 就是“湖南、福建两省尚未分配”。 两省在选举方面都有争议。

福建本来就不是国民党临时中央第十八届会议确定的代表的“应由旅粤党员选举”的省。 1923年12月17日，临时中央通知廖仲恺和上海执行部:“接到福州支部长黄展云的删除电，福建省推举陈群、林寿昌、李青松为大会代表。” 上海执行部也向广州临时中央报告了福建当选代表名单，但没有得到确认和分配。 在12月27日晚的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上，福建省籍中委林森等认为“福州、上海打两次电话，选举大会代表不符合手续”，主张在广东省另行准备选举。 孙中山当场任命林森为福建代表选举的筹备员，“预定日期内在广州筹备选举”。 与之后的正式名单相比，福州上报的陈群等3人平均被取消代表资格。 福建可以说是“旅粤选举”推翻“本地选举”的典型。

广西“本地选举”与“旅粤选举”具有同等效力，将进行合并投票。 1月10日下午，广西旅粤党员在东堤二道路新广西会馆举行选举会，各党员按规定手续投票后，备案员苏无涯公布梧州选举经过情况，向群众指示梧州解决的门票，征求各方意见。 之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先看粤党员投票的投票，接下来将公开梧州党员投票的投票，在两地选举选票“合并计票”。

2 .选举弊端问题

各省旅粤党员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产生弊端，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选举舞弊事件有多种形式。 苏联顾问表示，许多政治家关注“组织假支部，举行假选举”。 例如，一个工会积极分子带了约600名同事，声称参加了国民党。 杨希铉将军为了追求国民党员人数，向他的部队下达了特别命令:所有未参加国民党的人必须在三天内提交书面资料，证明他们为何至今未加入国民党，以及他们如何尽快加入国民党

苏联顾问指出是“假选举”，但国民党中央并不认为有问题，反而可能推动了“集体入党”。 当时，投身南方政府麾下参加“讨伐贼军”各军，先后“为数众多”加入国民党人士，连日派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接商”入党手续。 各军必须怀着这种热情，值得称赞，非常同情，都允许入党，派人到各军营“推进国民党主义，使各战士伸张党的正义，全力支持”。

国民党党报《广州民国日报》评论说，此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各区选举代表表示，“吾人认同其较完整者”。 但是，我听说有些省区在选举中引起了骚动。 所以这次选出的代表多为有才能的人，不称职的人也很难保证其有无”。 在发生选举热潮的各省，湖南、江西的影响很大。

江西省选举的弊端是“登载了骗术”。 1923年12月25日至1924年1月2日，在江西会馆进行选举登记期间，携带党员张振民(周道万交易所文牍)、蒋香九等多份名单填表登记，选聘办事员宋章情代登。 再加上西路总部卫士纪严等，督率士兵20多人，蜂拥而至，强行填写40多人的登记证章，打乱了登记处的秩序。 江西省选举人饶舌书等向大元帅提出“违反党德一切确凿根据”。 孙中山拿到报纸后，命令省会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督察”。 但是，江西旅粤党员1月13日在九曜坊广东教育会举行选举会，周道万得124票、胡谦114票、徐苏中113票。 周万还以高票当选。 关于周道万，上引用文耀奎的文案写的是“周道寓”。 但是，《革命文献》中收录的国民党代表名单上写着“周道阴道”。

同样“注册”的不实问题，在湖南旅粤民党员的选举中被《广州民国日报》报道为“正面”的典型。 湘军进入广东后，官佐由谭延闿介绍说:“相继进入国民党。” 1月3日为湖南旅粤民党员选举“登记期限”，其有官佐，因前件大事受阻或因公出省，限于登记者。 现在通过谭总司令，为了沟通它，允许追加注册，“响彻慕之诚，必为党部嘉纳”。 在此之前，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以备案员的名义连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通告”，对党员登记、选举准备事项进行广告。 没有看到只有湖南省的类似广告。 可见，湖南旅粤党员的选举在程序规范问题上不及上述省份。

关于湖南粤国民党员代表选举风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1月10日至( 16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了“湖南代表选举票箱奉总理之命在本所存档”的通告。 预定本周六新历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在东堤惠州会馆开票，在广东省湖南省旅行的同志请届时到场，以昭大公的身份。 ”。 其他省份为粤选“公鉴”、广告均以各省旅粤民党代表选举筹备处的名义刊登，与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无关。 可以看出，湖南粤党员选举已经举行，但由于发生争议，临时中央介入了“开票”。 准确地说，发生了选举舞弊事件。 苏联顾问说:“广州有多个湖南人，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 政治家们收买选票。 这引起了许多抗议、争吵和混乱”。

(3)国民党中央的解决办法

针对湖南等地代表选举的风波，国民党临时中央多次讨论并作出决定。 根据《廖仲恺年谱》和国民党党史著作节选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足以弄清楚事情的本末。

1924年1月3日，在广州召开的临时中央第22次会议上，廖仲恺从上海打电话报告选举湖南的代表问题，决议“因旅粤湘人提出异议，廖仲恺回粤报后讨论”。 1月5日，在第23次会议上讨论廖仲恺，为各省分配代表职务，决议请首先汇总所有历史介绍名单。 会议专门讨论“湖南代表选举筹备否定湘省选举方案”，并决议“廖仲恺回广东后决定”。

1月7日，孙中山主持临时中央第24次会议，重新讨论湖南省选举代表案，表示:“该省选举发生舞弊，大会日期临近，不能进行选举。 该省选举时存档的票应由本委员会定期开票，在收入中名列第12位，由总理选出。 ”。 当时，驻粤“客军”以湘军、楚、桂军居多。 其中楚桂军多驻扎在省城，湘军在东江与陈(炯明)北伐讨伐赵(恒ti )前线。 这一定会影响选举的召集。 比如贵州旅粤党员选举，他说:“在楚军服役的，不能前方来省，所以参加者只有几十人。 ”。 结果，得票数多的是林伯渠、李维汉、邹永成。 “选票存档”、“开票”、湖南弊端标示联系还在进行中的旅粤党员选举。 也就是说湖南代表选举实际上有两个事件:一是广东党员否定湖南选举的效力；二是粤选的弊端。

1月8日，廖仲恺回到广州。 1月14日，廖仲恺出席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关于湖南选举代表案，会议经过讨论，指出:“总理将从林祖函、罗迈、邹永成3人最多的12人中选出，总理将分配李执中、谢晋、刘况3人。 在湖南选举的毛泽东等3人由海外支部处理，允许其列席，但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这是国内外相关论坛乐于援引的资料，但大多是最终“无表决权”的删改。

1月18日，临时中央第27次会议决议“国内各省及海外支部从当地已经选出粤之代表的，一律提交总理加派”，决议毛泽东等的代表资格，也可以按照该决议草案处理。 国民党党史机构也承认“毛泽东等3名共产党人也获得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

至此，代表资格风波落下帷幕。 之后，“在会议中，内地代表然后着眼，总理特命一起出席”。 但是，台湾方面一直在重复毛泽东的代表资格被“排除，只允许列席的大会”，这与收录资料相矛盾。 大陆方面的论坛很少观察到第27次会议的决策，相关表达与第26次会议的失效决策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廖仲恺年谱》记载了1月18日的第27次会议，但没有记载相关决议的副本。

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历史照片

三

其次，结合其他史实进行比对互证，对上述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合理的推理或评价。

(1)毛泽东的代表资格问题不是弊病

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和苏联顾问的提醒可以看出，产生弊端的是湖南旅粤党员代表选举，而不是湖南“本地”的选举。 两次选举无关。 例如，李维汉在广州当选，但“完全不知道他会被选为代表”。 广州弊端发生的时候，毛泽东经过上海在粤参会的途中，还没有到达广州。 选举弊端不是“捏造”，但与毛泽东等人无关。 毛泽东等3名湖南代表经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向广州临时中央报告，不存在“上海执行部随后曝光造假行为”的问题，否定毛泽东等代表资格的是旅粤湘籍国民党员。

毛泽东等人代表资格骚动的发生，源于国民党临时中央制定的选举规则的变更。 应该说毛泽东的当选符合国民党中央的规定。 廖仲恺表示，各省的党务情况不同，有可以公开的，有需要保密的。 所以选举手续也各不相同。 有人在上海举行选举，也有人在广州举行选举。 有人覆盖各省，也有人不能公开党务。 在军阀赵恒缇统治下的湖南省，国民党没有公开活动的政治环境毛泽东因“自治运动”与赵恒缇对立，多次被通缉。 1923年9月写信给林伯渠时，说“检查很厉害”，带他去武汉，并告诉上海总部“信请写毛石山。 请不要写毛泽东”。

值得观察的是，国民党右派指责毛泽东等人选择“无赖”是基于“反共”偏见，与真正的无赖事件相混淆。 他们认为共产党正在千方百计争取各地选出的代表名额。 在一些地区发生代表选举的纷争，是“共产主义者”试图承包、冒充、控制的结果。 按照这个角度和标准，中国共产党籍的国民党代表中，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沈定一、谭平山等5位孙中山“指派”的人外，其他推选(推派)还有浙江的宣中华、江苏的朱季恂、湖北的刘芬(刘伯垂) 像汉口国民党员一样，大会开幕后，集体写孙中山取得刘芬等三位代表资格是不合法的。 也就是说，毛泽东等人的代表资格问题，不是程序上的“选举弊端”，而是国民党右派的政治谴责。

国民党对毛泽东、沙伊的“未能迅速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诉求也不成立。 1923年夏天，湖南国民党已经组织了四个支部:一个支部(学术界)，学生150多人，教职工20多人，情报界5人。 二部(工业界)，党员130多人。 宁乡第三分部，十多人。 江西萍乡第四支部，170多人，共党员500多人。 9月，在长沙开设四分部联合办事处，分总务、党务、财务、推广、交往五科工作。 相继组织各支部和湖南总支部。 到1923年底，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900多人。

但是，一些湖南旅粤民党员不接受共产党的“一手”三席代表。 在党员数论方面，除党政界外，广东湘军谭延闿、程潜两部有万人乃至数万人，国民党员有可能达到数千人。 相比之下，湖南旅粤民党员的选举并未被共产党垄断。 为了平息这一不满，临时中央确认了毛泽东等的代表资格，派遣了李执中、谢晋(中共秘密党员)、刘况3名代表。

(二)毛泽东等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

根据国民党临时中央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决定，毛泽东等三人确实是“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 但是，第27次会议又作出了新的决定。 而且事实上，毛泽东在大会上并不是没有表决权的。

1 .海外分部方法的若干变化

毛泽东等代表的表决权问题，是从“海外支部”的权宜之计出发的。 根据国民党临时中央的分配方案，海外各华侨代表12人，以总支部和支部为限，支部下的支部无权选出代表。 但是，也有派代表回国的支部。 1924年1月7日，临时中央决议允许这些代表列席，“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不发放川资旅费”。 这也是“列席代表”的政治待遇。

问题是之后出现了变化。 1月中旬，海外华侨代表代表“海外支部代表粤者甚多，无表决权，则丧失海外同志之心”，公开推举澳大利亚暨南太平洋群岛总支部代表黄右公、加拿大代表刘(黄)季陆、墨西哥代表余和鸿、西贡薄寮代表何觉非等； 孙中山批准增加海外分部的6名代表。 海外支部代表仍然觉得“海外同志人数多，金额非常少”，根据黄右公等人的建议，孙中山还获准再派遣10人，加上各总支部代表推荐分配、原定的12人，海外代表共计达到28人。 共计10人由总支部代表推荐分配。

海外同志还不满意，临时中央要求根本性的“纠正”。 1月18日召开的第27次会议决定:“国内各省及海外支部如果选出从当地已经抵达粤的代表，一律提交总理的加派。” 相应地，海外代表名额进一步扩大。 之后的名单显示，“海外华侨代表”的人数为39名。 其中“选出”代表13人，“分配”代表13人。 支部代表13人包括谒见上述孙中山的西贡薄寮支部代表何觉非、澳门代表蔡乡林、暹罗支部陈美堂。 至此，海外支部代表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毛泽东等人表示“选出从当地已经到达广东的代表”，当然是取得了代表资格。

2 .会议议事日程的注意事项

根据国民党临时中央的预定方案，代表总额为144人，实际上在200人以上。 在有关部门根据资料整理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不是“列席代表”，毛泽东是湖南的“推选代表”。 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规则》中也没有“列席代表”和“表决权”的规定。 也就是说，预定的“列席代表”变成了正式代表。 或者说“列席者”没有列入代表名单。 《革命文献》收录的代表名单末尾特别证明是“列席人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6人”，也就是其他为正式代表。 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多次举行“列席”会议的是秘书长刘芷芬。

从会议记录的记载来看，毛泽东的发言活泼准确，似乎连控制议题都不是列席代表干的。 例如，1924年1月20日讨论《组织国民政府的必要方案》，1月25日讨论《出版与推进问题方案》，1月28日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的反共提案，与毛泽东都及时发言，要求大会主席进行“表决” 毛泽东在大会上直接提出了关于“封杀”的建议。 例如1月29日，北京代表谭熙鸿提出了“本党设立研究会”的方案。 毛泽东说“这个座位反对本案”，说“本案精神成立，但条文不成立”。 当天，加拿大代表黄季陆提出“请采取比例选举制，使之成为本党政纲之一”，毛泽东在两次发言中反对，甚至说“本席从根本上反对本案，认为无法讨论，无法表决”。 他的反对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如果不是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在会议中不能发表这么高调的发言吗？

毛泽东被列入党章评委会19人名单，被孙中山提名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不是普通的“列席代表”可以享受的。 国民党一届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10个议案中有4个由未参加的毛泽东提出。 除第二个方案“不成立”外，其余三个项目分别提交审查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考。

毛泽东是湖南当选国民党的大代表，与广州发生的湖南旅粤民党员选举舞弊事件无关。 资格问题的产生源于选举规则的变更，关于解决结果，国民党临时中央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决定遵循“海外支部”的方法，毛泽东是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但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决定是“国内各省和海外支部如果从当地已经选出粤的代表”，一律派正式代表。 此外，代表名单上他们是正式代表，会议文件中也没有“列席代表”的规定，事实上，毛泽东在国民党大型会议上充分行使了“表决权”，更有效地推进或否决了相关提案。 国民党方面结合毛泽东和选举弊端案，代表着基于政治观点的门户网站观点——资格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结果，体现了国共双方在代表选举问题上的斗争和妥协。 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否定毛泽东正式代表的身份，是因为无意中引用了失效的国民党临时中央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决定。 对于这些不实之论，我们既不能盲从也不能回避，只能面对问题，通过完全解读系列重要史料来揭示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