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守夜人:他发明＂三权分立＂,却挡不住清军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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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书彬，本历史频道专栏作家，原《阅读历史》杂志记者，现厦门《物语岛》实验室主编。 本文为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1644年，清军入关。

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清军首先打败了农民军，镇压了各地的抗清力量。 到了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

为什么明朝崩溃了？ 为什么满人只有几十万人，就能征服人口过亿、经济、文化遥遥领先的明代中国？

当人们用以前流传的方法反省，或者认为明朝在党的斗争中死于阉割时，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指出，这不是具体的人事，而是自身体制的根本缺陷。

他认为君主专制制度一方面在朝廷和民众之间制造了自满的鸿沟，另一方面也使社会荒芜了。 结果，灾难降临时，官民难以合作，官民不信任民，民也不支持官，最终只会被一切击毁。

死亡的理由是这样的。 至今为止历代衰亡的原因，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他认为:“天下的治乱，不是一姓的兴衰，而是万民的忧愁。” 要摆脱乱一治的循环，就必须制定天下为公的“治法”，这样才能维护“公利”，达到“致治”的目的。

末世

在中国历史上，黄宗羲是第一位激烈而系统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学者。

他的这些看法是他在明清反复之际多年的反省中得来的，也是他切身的经验和时代环境中得来的。

1610年，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现属宁波)的读书之家。 其父黄尊素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这一年该科进士有阮大瀞、侯恂等。

那时阉党当政，黄尊素、侯恂等是东林党人，阮大瀞依靠魏忠贤，是东林党人的死敌。

1623年，黄宗羲和父亲一起去了北京。 当时东林党人经常举行黄家集会，少年黄宗羲希望客人早点离开。 因为他瞒着父母买了很多演义小说，“等着父母睡觉”、“生气地看”。

他不知道大祸临头他们一家。

1625年，黄尊素被禁止回乡。 第二年，党祸大作，蒂骑追杀黄尊素(同年，蒂骑为了追杀东林党人在苏州引起民变，参见中学语文教科书《五人墓碑文》)。 黄宗羲送父亲到绍兴后，不能再送了。 饯别之际，黄尊素邀请同样受忌回乡的大儒刘宗周接黄宗羲做弟子。

这次离别将是永远的离别。

三个月后，黄尊素死在北京监狱。

噩耗传到了余姚身上，黄宗羲的母亲“哭得昏过去了”。

这场灾难为黄宗羲之后形成激进的政治思想埋下了种子。

他从父亲的死难中，看到了这个朝廷及其权力基础，有着本质的丑恶。

影响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是其师的改良政治观。

例如，刘宗周认为，为了君主不能独断，“应该以天下是非为真”，“应该以天下聪明为大聪明”。

当时的社会文化也没有影响黄宗羲。

万历以后，明朝政治越来越入死局，随之，社会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性。

在医生方面，更多的人提倡个性觉醒。

例如，思想家李贽极力强调“我”的重要性。 “作为丈夫的我，无论是人心还是人心，人一定会抱着我看着那颗心，只要无私，就是无心的。 ”。

此外，“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中道和黄尊素既是该科的进士，也是李贽的朋友，他为文力提倡“独有的抒情性灵，不拘格套”。

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形成。

以江南一带为例，为大众服务的出版业在这里极为繁荣。 通过白话小说、小品文等出版物，来自士大夫阶层的个人意识在市井巷中扩展。

简单来说，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对中世纪的反抗一样。 在明末的中国，被僵化的朝廷和朝廷利用僵化的儒学，也在民众个人意识萌发后受到了更多的抵制。

《五人墓碑文》中记载的苏州市民殴打蒂骑，就是一例。

黄宗羲也以青年特有的方法，参加过类似的运动。

1636年，阮大戎在南京大戎活动。 同年，许多东林的孩子们来南京参加乡试。 因为他们的父亲们几乎都受到阉党的迫害。 为了羞辱阮大戎，他们约定8月15日在秦淮河桃叶度过“大会同难兄弟”。 也包括黄宗羲。 到了这一天，大家请来阮大瀞的家班艺人演《燕子纸条》，一边称赞天涯的演技一边嘲笑阮大瀞，在秦淮风月通宵痛饮。

这是末世，青春的狂欢。

绝对生命的境界

多年后没有参加桃叶渡大会的人，就像吴梅村一样，在诗文里感到遗憾。

这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是物是人非。

崇祯帝自毁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弘光政权建立，但由于内部分崩离析，短短一年就灭亡了。

后来，原本四分五裂的抗清力更是零落无力。

这一年黄宗羲35岁，还是布衣，但面对“天变地异(黄宗羲语)”的局面，他自然无法置身事外。

当时，鲁王在绍兴担任监国，建立鲁王政权。 然后，黄宗羲也组织了数百个家子成立了义军“世忠营”。 他去见鲁王，说:“请像唐李密故事一样，穿布衣参加军事。 ”。

成为“义军”，是因为此时的官军实际上瓦解了。 抗清力量各地的高级化组织很多，他们自己集结军队，筹措钱财粮食。 与其说他们在保明廷，不如说他们是在保护乡土，是为了保护“衣冠之国”免受剃发易服的羞辱。

黄宗羲多次“通过布衣参加军事”，也是因为他对明庭没有好感。 在他眼里，“反清”和“复明”是值得区别的两件事。 他不是为了效忠明朝，而是为了保护文化。

但是，分散的抗清力量完全不是清军的对手。

1651年，清军攻陷舟山，鲁王逃跑。 两年后，他在金门上了监国号。 浙东抗清运动彻底失败。

1659年，抗清力量中军容最盛的郑成功开展了北伐，但在南京城下大败。

抗清运动被逼到了绝境。

黄宗羲为了避免清军被捕，不得不到处潜伏，他觉得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他终日枯槁，沉默寡言。

对此，他是这样写的。 “不知道日本的跳蚤很慢……这样的话，日、月、岁、其根据是什么，两肘都隐藏着。 ”。

虽然想到了死亡，但自责说“不珍惜自己”。

这种彷徨的心情笼罩了他整整三年。

然后，他决心振作起来。

在那之后，他这样回顾了一生。 “先是被困成党，接着是游侠”。 反抗清失败后，他“给儒林上完厕所”。

也就是说，他在“天变地异”的时候，会成为华夏文化的“守夜人”。

长夜

晚年的黄宗羲埋头于讲学着作，在后世留下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数百万字的着作。

他就这样度过了“天翻地覆”之际的漫漫长夜。

其中，“明儒学事件”是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极力主张公民权的《明夷待访录》。

对此，现代新儒家张君弹劾这样说道。 “这本书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卢梭的《民约论》和洛克的《政府论》。 那是因为要让中国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政治问题。 ”。

思想史的侯外庐先生说，《明夷待访录》“类似于人权宣言……明显地展示了民主主义思想”。

这本书不仅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系统严厉的批判，还提出了与现代议会制度相近的公民权保障法。

这本书的出发点是黄宗羲在浙东抗清运动失败时的“留本”。

在《挂号信》中，他第一次深入挖掘了死亡的原因。

他认为，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发生。 例如，晋抛弃半壁江山，宋死于元，明死于清，都是“夷狄患”引起的巨大灾祸，这样的灾害本来可以不用。 因为在文明程度、国力、人口等许多方面，“夷狄”远远不如华夏。

那么，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为什么经常发生呢？ 他认为秦代开始的废封建行郡局有原因。

他在先秦时期写道，燕、赵为了抵抗秦国的余力，即匈奴人不敢接近中原。 假设封建制不消亡，则无论“夷狄”多么强大，华夏都不会全盘认输。 “将棋列国，使一国衰弱，使一国富强，有闲人，也有坚人，即使克虏伯能用其法取其他，也未必能用其法，难道一战得天下志吗？ ”

这些看法不仅来自于思辨的结果，也来自于他的切身体验。

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进入无人之地，但在江南一带遭到激烈抵抗。 并不是说江南江北的“民风”有多大不同，而是因为江南的民间社会有自组织的能力，比如黄宗羲在短期内组织了“世忠营”，江北的民间社会是散沙。

但是，这种民间力量自组织的小规模抗清队伍，当然与先秦诸侯国的军队相比，黄宗羲非常厌恶秦政对地方力量的削弱。

他认为秦代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实际上在华夏内部危害着华夏文明，这个制度骨子里自私自利，视天下为私产。 不想分享权力的独夫，宁可冒“失去天下”的风险，也不愿意“让天下失去诸侯”。

也就是说，在秦制中，华夏处于危难之时，无论独裁者主观上如何选择，他实际做出的选择都是“宁赠友邦，不做奴隶”。

这是黄宗羲的《过秦论》，在他看来，只会让后世沿袭秦政的根本缺点，坚持天下没落的悲剧，也就是所谓的“秦人伤心自己，然后伤心人。 后面的人鉴于此，后面的人也又让后面的人伤心。 ”。

火种

怎么走出这个怪圈？

一乱一治的循环是华夏的宿命吗？

《挂号信》后，黄宗羲继续苦苦思索，花了整整十年寻找破局之法。 那就是《明夷待访录》。

这本书是根据《挂号信》完成的。 对此，他回答说:“为了这一卷，留下了箧中。 后10年，《明夷待访录》的作品还在继续。

此时，他的关注点也从解体兴衰转移到了如何兴亡、如何兴办公利、维护公民权、寻求根本性治疗上。

《明夷待访录》第一部《原君》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下人，天下人的天下，“古人以天下为主，你以客”，君民为一体。 然后到了后世，天下成了一家的私有财产，是非颠倒，君民反目。

因为他例如在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后，即把天下视为私产。 为此，刘邦当着群臣的面问父亲。 “始大人总是臣赖，治不好产业，不如仲力。 现在的事务所和什么关系多？ ”

这种“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局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它写道专制君主“为天下大害”、“屠戮天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以我一个产业为博我一个产业”，令天下人“怨其君，视其为寇仇，名为独夫”。

那么，怎么扭转这样的恶局呢？ 为什么要还给天下人呢？ 对此，《原君》之后，黄宗羲分别从行政、教育、法治等方面论述了为治之法。

他认为，行政权力来自民众，当然应该为民众服务。 “所以我出来，是为了天下，不是为了你。 为了万民，不是姓。 ”。否则，如果只为君主服务，那就自贱，甘当“宦官宫的妾”。

至此，黄宗羲的意图昭然若揭。 那就是彻底扭转他颠倒的秩序，使君民关系恢复原有的合理性。

如果他的论述到此为止，他只不过是在重复儒家原有的观点。 正如孟子曾经说过的:“民为贵，社稷为次，你为轻”。

《明夷待访录》的突破性在于，儒学的政治批判将以前流传的情况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例如，黄宗羲在这本书里提出了类似“三权分立”的方法，用“治法”和“公议”论述了制约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兴公利的方法。

在《原法》篇中，秦政的法实际上是“非法法”，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天下人的“桎梏”。 用这种法治治理天下，是“害天下”，而且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把“一家之法”改为“天下之法”，这样才能“有治而后有治人”。

在《学校》篇中，儒家学校不仅是“养士”之所，也是“公议”之所，“天子之所不一定……，公非学校”。

黄宗羲写这些论述的时候，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正如市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在欧洲推动了文艺复兴一样，明末市民社会的兴盛也为黄宗羲构建儒家的“民权学说”提供了社会基础。 并且，像文艺复兴一样通过古希腊走出中世纪，黄宗羲回顾“三代”，选择了开新局。

因此，《明夷待访录》中经常出现“三代”二字。 黄宗羲在《三代之法》《三代之盛》中是指他所构想的理想之法和理想之治。

文明快速发展陷入困境时，东西方选择了同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不是黄宗羲的创造，而是儒家以前传下来的。 孔子当时用“三代法”构筑了他的政治理想，但哪一个政治理想没有在后世实现，就是儒家学说继续受到专制君权的利用和歪曲。

在黄宗羲时代，君主专制登峰造极，朝廷对儒学的利用也是登峰造极，但物极相反，在这座山穷水尽之时，《明夷待访录》横空出世。

如果说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期唤醒了民众的个人意识，那么《明夷待访录》所指的就是个人权利的实现和民治社会的形成。

只是，历史没有向黄宗羲展示梦想实现的机会。

清军入关后，华夏社会原有的快速发展轨迹突然停止。

秩序重新确立，不过是比以往更严格的秩序。

文案狱高压下，《明夷待访录》完全没有机会流传，只在黄宗羲弟子朋友之间发行。

这是黄宗羲必须面对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他为这本书取了书名《明夷待访录》。

“明夷”，即“周易”的明夷八卦，其“辞意”是“明入地，明为夷”。 明与外是柔顺的，蒙大难，文王有之。 利益严格，暧昧。 内难能正其志，箕子有之。 ”

也就是说，黄宗羲认为，他所处的位置是“夷初旦、明与未融”的时候，他应该做的就是为华夏文化留下火种。

他期待着这个火种终于有一个漫长的夜晚。

1695年8月7日，黄宗羲创作了《与万承勋书》，其中写道:“总之，年龄到此为止，可以死……一生的著述未必流传，自材也不是古名家，可以死。”

这实际上是写绝笔的。

五天后，黄宗羲病逝。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撰) /李伟(译注)、《明夷待访录》、岳麓书社、

2、张君弹劾(著)，《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李洁非(著)、《天变地解:黄宗羲传》，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