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柏无华可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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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华同志是我们非常钦佩的老领导。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东北工业部、重工业部、冶金部、物资管理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工作。曾任冶金部副部长、材料装备部部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的革命生活、人格魅力、工作经历和崇高精神是一笔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和发扬。

年轻人常常珍惜人民的愿望，但仍然有为国家服务的心

包华同志很早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是一位功绩卓著的革命家。早在1935年，他就是北大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积极参与当时学生的爱国救国运动。他积极参加“平金学生南扩宣传团”，到固安、霸县、保定等地向广大群众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部三省的罪行，宣讲华北面临的危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党支部和北京大学人民第一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家乡河南南阳进行抗日斗争。他积极参与和领导南阳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南阳特委、南阳县委、豫鄂陕工委和西南特委的领导。他创造性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地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豫西南抗日战争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年后，一位日本记者好奇地问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包华同志对他说:“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上革命道路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包华同志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奔赴东北参加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先后担任赣安、道安县委书记。当时，东北的形势非常复杂和困难。赣安、道安地处偏远，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被当地反动武装和土匪袭击的危险。包华同志坚强勇敢，领导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同当地反动武装和土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坚持把农村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团结群众，巩固政权，开创了赣安、道安地方工作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包华同志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和平时期也是如此。他一生都在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1993年2月，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失败”公司，他大声疾呼，要防止这种“失败”公司的出现，要注意权力进入市场的巨大危害。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包括一些执法部门在内的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进入了市场，这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很大的腐蚀剂，使企业吃了不少苦头。他还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马蜂窝一定要砸碎！”他的态度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支持，中央领导层控制着“失败”公司的趋势。

包华同志特别强调要做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他多次指出，加强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首先做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他认为，在新形势下，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警惕:首先，在法制与道德的关系上，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法制经济，只要法制完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第二是“成本理论”，认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是以社会道德滑坡为代价的；第三，在个人与集体、国家与公共与私人的关系中，强调个人利益第一；第四，在地方和全球利益的关系中，为了地方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两者的关系是颠倒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第五，权钱交易，混淆权力和责任，以权谋私，毁了许多干部。因此，他多次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思想道德建设。

他一生坚持革命信念，从不动摇，变老变强。正如他在《八十个故事》中所写的那样:“年轻人总是有帮助人民的雄心壮志，当他们快要死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为国家服务的心。路途险要，勇往直前，义正严明。”

在这种生活中，聚会是慷慨而充满激情的

包华同志是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不畏艰难，从不退缩，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勇气。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大跃进遭遇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巨大困难时，许多人变得悲观失望，许多人不愿意也不敢说实话。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包华同志，没有气馁，没有抱怨，而是深入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一九六一年初，薄一波同志决定带一个工作组到鞍钢去调查研究“大跃进”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弓长岭铁矿。他带领工作组到弓长岭考察一个多月，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弓长岭矿工作的意见》的调研报告，并上报中央。针对“大跃进”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弓长岭煤矿存在的问题，本报告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整改建议。这份报告也对中央政府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包华同志被造反派带走了，后来被拘留了。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包华同志仍然坚持原则，为各种无理取闹进行辩护。1968年春天，他在被监管的棚屋里写下了“此生要成为一个派对，要慷慨激昂”的字样，这反映了他的铮铮铁骨和无畏精神。

包华同志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获得解放。从此，他成了国务院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得力助手。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是维护国家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总调度”，是在严峻形势下解决困难、表达困难的“救火队长”。当他被解放出来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目睹了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各种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这个“总调度”的位置上，他最担心的是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每天都要处理煤、电、油和交通。反叛者批评他“只抓煤、电、油，不顾朋友或敌人”，他完全置之不理。他在主持计委生产小组时，与计委的同志们一起，顶着“卖国”、“洋奴哲学”的大帽子，组织审批引进了大量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197套成套设备，填补了国内的许多空白，先后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4套大型化纤、1套催化剂、1套烷基苯、1套1.7米轧机、225万千瓦和40套电站设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156”工程后的第二次大引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部分产品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

认真细致

包华同志工作一向认真细致。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和国家的现代化。

解放后，包华同志一直在新中国的经济战线工作，长期担任中国综合经济部门的领导。不管他在哪个部门工作，他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下班后他经常带着一叠文件回家继续工作。许多在他周围工作的同志回忆说，包华同志的工作日历上没有星期天。他经常深入企业和建筑工地指导工作，调查研究，有时一个多月不倦，许多比他年轻得多的同志没有他旺盛的精力。前苏联谈判归来后，包华同志负责具体实施苏联援助的冶金项目。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所有的钢铁基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包华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为国务院领导解忧，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李先念和于的直接领导下，、等几十人的生产队支持了全国的生产调度和管理工作。那时，几乎所有的材料都供不应求，特别是那些与人民生活有关的材料，急需材料的电报经常如雪片般飞来。在武汉，人们急于用煤来生活，在零下四五摄氏度的冬天，市民们被迫排队购买用被子包裹的煤球；在中国东北，冬季供暖用煤和电力供应曾多次短缺。几乎每一封这样的紧急电报都需要包华同志及时处理，许多关系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谈起这些往事，包华同志总是心情沉重。在那些日子里，他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甚至周总理也经常感到不安和疲倦。当时，计委的一位军事代表感慨地说:“包华同志每天要看六英寸到一英尺厚的文件。”

在文化大革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包华带领生产队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几乎每天都去国务院汇报工作，讨论对策，经常开会到半夜。他是、李先念、于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得力助手之一。

以我为主，向他人学习，融入和完善自己的家庭

包华同志既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高级领导干部。他十分注意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创造性地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在他长期的工作中，他既不受书本的约束，也不教条；我不迷信经验。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是他最突出的领导风格和工作特点。

早在1948年，他就针对道安县土改后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大胆提出了“三大自由”，即建设自由、借贷自由和买卖自由。自由是允许农民在生产中自由地相互结合，克服由于缺乏生产资料，特别是牲畜而造成的困难；借贷自由意味着允许农民相互借贷一些钱，缓解农民生产资金的短缺；买卖自由是允许农民从事生产资料的买卖，从而解决生产中急需物资的交换。“三个自由”一提出，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广大农民衷心拥护。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陶铸称赞这是一件新事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东北造反派也到北京找包华同志，追查是谁提出了“三个自由”。包华同志说:“是我提出来的！”

东北解放之初，包华同志被调到东北工业部，走上了经济工作的战线，从此走上了与生俱来的道路。

包华同志善于从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1964年3月和4月，他带领一个调查小组到湖南和河南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探讨如何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5月15日，他向国家经委提交了“用经济手段组织地方物资供应”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建议，当时的供应方法，即每个管理部门一个部门，每个警卫一个山头，应改为根据经济区划、经济措施和当地邻近程度组织供应的方法。报告建议，所有专业材料公司都应受到信任，并应建立一个从总部到基层公司和供应站的统一和垂直的业务运作体系。在计划调度、业务运营、资金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上级公司纵向领先，形成了灵活的全国调度管理网络。这一建议对推动物资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年10月，他成为第一任物资管理部部长，进一步加大了物资管理和改革的力度。这一时期，各地普遍成立了专门负责生产资料流通和管理的物资部门和重要物资管理机构，包括专业公司、各类供应站和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负责“四代一调”(采购、寄售、加工、寄售和余缺调整)业务；组织了一支专门从事物资管理的专业队伍；理顺物资流通渠道，建立物资供应新秩序；并在业务方法上不断创造和总结许多服务生产、方便用户的良好经验。国家的物质工作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的赞赏和广大企业的赞扬，生产资料流通走上了蓬勃健康的发展道路。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整顿了国民经济，包华同志坚决执行了邓小平同志的整顿指示。二月中旬，小平同志到顾牧、万里一家讨论铁路整顿问题，决定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回国后，包华和顾牧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决定先给各地主要领导打电话，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请他们为整风工作做好思想准备。那天晚上，包华熬了一夜，打电话给各省的当地负责人。2月25日，全国行业秘书会议在北京召开。顾牧主持会议，包华负责安排具体工作。为了统一领导钢铁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顾牧为组长，包华为副组长的钢铁领导小组，开始整顿主要钢铁生产企业，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钢铁工业发展规划。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包华同志致力于企业的整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深入企业、车间和工人，与他们一起探索做好企业整顿工作的途径；召开各种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及时掌握整改情况，集思广益；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讲话，对整改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和帮助；他站在整顿工作的前列，坚决支持企业改革和发展，大声疾呼要落实企业的合法权益。经过企业恢复整顿、企业综合整顿和企业升级三个阶段的大量复杂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包华同志概括为十个方面，即:一是企业管理思想从适应产品经济的封闭型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开放型转变；二是企业管理机制从缺乏活力转向增强活力；第三，企业的领导者已经从行政型向经营型转变；第四，企业领导体制由党委统一领导转变为厂长负责制；第五，企业组织由单一形式向多元化转变；第六，管理重心从注重事物的管理转向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第七，质量管理已经从单纯的质量检验转变为全面质量管理；第八，管理技术从传统向科学和现代转变；第九，战略规划已经从单纯完成国家计划转变为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十是企业建设从单纯注重物质文明向双重文明建设的转变。这些变化凝聚了包华同志的辛勤劳动。

一九七九年初，在包华同志的倡议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了，包华同志任会长。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包华同志为协会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个重要发展关头，他都要求协会积极参与、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建议；每次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后，他都要求协会广泛宣传，做大量细致的业务领导工作，沟通情况，化解矛盾；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他积极推动中外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交流。1983年初，他提出在中国建立企业管理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向别人学习，整合提炼，自成一体”的原则。今年以来，企业协会连续几年举办了几次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研讨会。包华同志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毅力和深思熟虑的创新

包华同志无私、诚实、正直，对同志热情，工作一丝不苟。在他身边工作，我总能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爱。他是一个忠诚的长者，就像他周围的春风。他的性格是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和生活时形成的。

“文革”期间，许多老知识分子受到体育运动的严重冲击，著名数学家华也不例外。他被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并被剥夺了从事数学研究的权利。这时，华向提出要搞“两个方法”(即优化法和统筹法)。请同志耐心做好群众工作，组织力量帮助华普及“两法”。为此，同志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专门邀请华同志就优化方法、统筹方法、系统工程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他热心帮助华在全国各地和各企业宣传普及“两法”。华非常尊敬比自己小六岁的，两人保持着真诚的友谊。许多年后，他们并肩推动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

包华同志在担任人民大学校长期间，与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86年教师节那天，包华同志大声疾呼:“尊师重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要感谢教师——国家建设的英雄！”许多老教师仍然兴奋地提到这一点。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是包华同志知识分子工作的最大特点。在校长任期内，他思考知识分子的想法和对他们的焦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和实际问题。1990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许多50岁和60岁的学术骨干相继去世，这让他非常难过。他曾感叹道:“可惜的是，经营教育事业的赖蔡骏英年早逝。现在这匹马已经有一千英里的历史了，黄金台什么时候才能重建呢？”他总觉得我们在关注和关心知识分子，但我们在口头上还是比较关注他们的。我们对知识分子要求太多太多，我们习惯于吹毛求疵。我们不能原谅他们无原则的缺点。我们如何增强凝聚力？他也很关心受委屈的同志。人民大学的老同志葛培奇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被错误地划为右派，遭受了许多冤屈和磨难。包华同志多次到他家帮助他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使这位老人在晚年真正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包华同志非常重视职工教育，这是他十分关注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大革命”后，我们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低。如果工人的技术水平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提高，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1978年8月，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题为“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第一要务”的讲话。他指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它广泛地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了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有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没有相应的技术操作水平和管理水平，就不可能有充足的原料、燃料、动力等生产条件。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这次讲话得到了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的批准，国家决定在经委设立经济干部教育局，对职工实行“双补偿”，即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补习班。为了切实促进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1980年，中央决定，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联合成立以包华同志为主任的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在包华同志的领导下，职业教育委员会在“六五”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职工进行了培训，有效地提高了职工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管理水平。因此，全国掀起了大规模全员培训的新局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参加学习的员工数量和热情是罕见的。据不完全统计，五年内培训了上亿工人，3000多万中青年工人的“双补”计划基本完成。2037万初中学生通过了辅导班，占应补课学生人数的79.9%；1595万人通过了初级技术补习班，占应补习班人数的74.4%，接近中央政府规定的60%-80%的补习班最高限额。

包华同志最关心的是提高企业家的素质。199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管理者的素质对一个企业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包括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组织能力和道德情操。他指出，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企业家队伍，必须完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培养机制和监督机制，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1995年4月，他在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发表了《论企业家的培养》，从十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企业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即:1 .世界的兴衰，每个人都有责任；2.顾全大局，脚踏实地；3.努力工作和无私奉献；4.解放思想，开动脑筋；5.清正廉明，依靠群众；6、憎恨邪恶，做好人；7.谦虚谨慎，戒骄戒躁；8、永不厌倦学习，不知疲倦；9.丢掉幻想，与市场抗争；10、坚持不懈，刻意创新。这是包华多年调查和思考的结晶，是对中国企业家素质的精辟阐述。他还将多年来有关企业家的文章收集到一本名为《论企业家的培养》的书中，并提交给企业家。许多企业家视包华同志为知己，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愿意向他请教。包华同志办公室的大门永远向企业家敞开。

包华同志大力倡导和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他热衷于向世界宣传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在过去的20年里，他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并在五大洲交了朋友。从学者和企业家到部长、总理和国家元首，他从不以身份来决定亲戚和朋友的关系，但总是以他罕见的真诚、诚实、优雅、大度和渊博的知识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世界经济论坛是包华同志非常重视的国际经济组织。其前身是欧洲管理论坛，被称为“非官方国际经济峰会”。1980年4月和5月，包华同志率团访问欧洲管理论坛。在他的倡导下，中国企业协会与该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自1981年以来，每年都在北京举办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自1996年起更名为企业峰会)。1984年，包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达沃斯，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他与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施瓦布称赞包华同志是他所认识的最博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